据推算，此书出版之时，谢霖先生尚为大二或大三学生，在《银行簿记学》中，他们沿用日本的做法，以“借/贷”来作为“Debit/Credit”的中文对应符号。但是，“借”和“贷”可说是同义词，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银行借款”和“银行贷款”完全没有区别，“告借无门”和“告贷无门”说的都是借不到钱，要用两个同义词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岂非硬要指鹿为马？历史就是在这当口上转向的！

 

当然，在中国会计界不认可“借贷”符号者大有人在。时光流转到1940年，时任广西省会计长的张心澄在《会计丛报》上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国有称为借方贷方者，收方付方者，入方出方者，左方右方者，收项付项者。称借方贷方者，为杨汝梅新式商业簿记，李宣韩商业簿记，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季懋勋铁路会计学，张心澄铁路道会计学，沈立人中华会计学校函授讲义及成本会计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蒋沧浪丘瑞曲暨南大学会计学讲义，朱公晦程彬舒公迟会计学名词试译。称收方付方者，为财政委员会拟定会计名词，及主计处前颁行之《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称入方出方者，为立法院拟订会计名称。称左方右方者，为财政委员会拟订会计名称。称收项付项者，为吴应图会计学审计学。…。”⑶其时，还不可能将后来在1947年由梁润身先生首倡，从1960年代初起，在财政部支持下，以原商业部和北京商学院为主，强势推行开来，在二十年内将借贷记账法几近扫地出门的“增减记账法”也算在内。

 

本文作者的分析是：就翻译形式而言，借贷比上述其他任何“中国特色符号”更贴近西方原文，从而更有资格作为舶来品，顶着“科学的西式簿记”的光环，这或许是它得到象牙塔里大多数学者的拥戴，得以快速传播的原因。但是，上述非借贷的其他符号，哪怕再难理解如“收方付方”，只要下功夫，总能听懂；哪怕再“土得掉渣”如“左方右方”，至少是互为反义的；唯独“借/贷”无可救药，是用同义词来解析相反的事物，永远别指望说得通，谢霖认为“若贷借两方之称，乃此学进步必明之理，不在商改之列”，但此理若永远无人能明，又当如何？这就是它在实务界屡受责难，总有替代方案前赴后继地推出的原因。

 

有件往事给我印象很深。1990年，我在《会计研究》上发表《论复式记帐法的超稳定性——兼评“三式簿记说”》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多是关于对复式簿记和记账符号的疑惑，山东莱州有位老先生并有多次书信往来，情真意切地表明“只想在活着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本人其时除了深感惭愧外，无能为力。据我所知，有为数不少的会计人员就此投入徒劳的、甚至走火入魔式的研究，几成会计领域的“发明永动机”。由此可见，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或率先译介者其实是负有极其重大的引导责任的，一旦从开头做错了，往往就以讹传讹，成为不可更改的“标准”，令后来者徒呼奈何。

 

其实，自从借贷法跨出借贷业用于其他行业以后，借贷符号在西方也已经不再具有可理解性，所谓“拟人说”之类均属徒劳的粉饰，在中国当然更不用指望能向学生说得清楚了。本文作者对会计原理教师的建议是，坦率地说明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软肋和心病，借贷不过是符号而已，千万不要在这儿下思考理解之苦功，以免对好学者留下“百思不得其解”的心理阴影。其实这很正常，各门学科大抵都有些自家的难言之隐，如物理学有上文已述及的电流方向，化学上则有“化学键”概念，没人说得清它究竟长在哪儿。

 

偶见谢氏宗亲联盟网资料，有“谢霖兼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会计师职务期间，根据西方借贷复式记账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设计银行会计制度，将传统收付记帐改革为现金收付复式记帐。”云云，不禁愕然，资料所说如果属实（请识者告知），则说明谢霖先生后来自已也弃借贷而用收付了，但其影响却必将“不在商改之列”地流传，令中国会计人世世代代地“晕”下去。这让我联想起大诗人哥德，年轻时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得历代多少痴情男女哭着喊着去自杀殉情，他自己却没事人似的活到九十多岁！

 

⑴参见陈长林《身份证岂可一错再错》载《南方周末》2007年4月26日

 

⑵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32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

 

⑶张心澄《借方贷方为法定通用名称》载广西省会计处主编《会计丛报》第二十六期，194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