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家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在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这个弹丸小镇，而当时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

被拖垮的资金链

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为其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给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张謇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读书人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3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张謇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在第二年爆发的棉纺织业危机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大生迅速被拖垮，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

1926年，张謇带着遗憾与世长辞。

1925年起至1937年，大生曾由债权人——上海的金融资本组成的银行团接办。此后，大生纱厂不再有新的发展，其中大生二厂于1935年倒闭。张謇所办的其他事业，也处于停滞以至衰落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大生一厂、副厂、三厂经过公私合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分别改名为国营南通第一、第二、第三棉纺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