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1915-1974年）诞辰95周年的纪念日。今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1915-1974年）诞辰95周年的纪念日。王元化生前回忆顾准时曾说：“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顾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时曾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的观点，成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在“文革”中写成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对中国改革时期的社会思潮产生过重大影响。在顾准诞辰95周年之际，东方早报特刊出《顾准传》作者的纪念文章，以纪念一代学人与思想者。

顾准是1939年9月经江苏省委决定，调任上海文委副书记的，从此，顾准与时任文委书记的孙冶方互相结识，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两人共同主持文委工作，可谓一时之选，珠联璧合，尽管顾准在文委工作时间不长，但仍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不少战友对此也有不少深情的回忆。

文化界运动重心在戏剧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就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文委的工作，无论是孙冶方，还是顾准，都把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项工作，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如于伶等人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等团体，主要骨干来自电影界、话剧界。另一项则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联谊团体及工厂、企业、学校成立演剧组和小型业余剧团，它们与职业的或大型剧团的配合和协作，卓有成效。孙冶方、顾准成为文委同事后，凭借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结合上海“孤岛”实际状况，充分利用租界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开展工作。他们与文委其他成员达成共识，群众戏剧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武器，职业界的不少行业也就是通过剧团演戏，将群众组织起来，如“银联”、“益友社”、“药联”、“保联”等各种联谊会都有自己的剧团，顾准的公开职业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学校部主任、教授和编辑科副主任，由他领导的立信同学会也成立了话剧团，演出了多种宣传抗战的独幕剧，演员有顾也鲁、王曼秀、吕俊儒等同学，深受欢迎。像这种业余剧团，据于伶回顾，最盛时达120多个。

岁月流逝，对孙冶方与顾准并肩战斗在孤岛的具体细节已成吉光片羽，曾在文委工作的姜椿芳去世前留下了《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弥足珍贵，其中谈道：“在整个工作中，从1938年起到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1939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1939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孙冶方同志后来对于这个时期的党的文化工作，曾有这样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年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上海虽已沦为“孤岛”，但依照是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运动，必然要影响到全国。

中间派身份写时论

对顾准在上世纪30年代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的战友每每念及，都不禁思绪万千，话匣子一旦打开，便娓娓道来。我有幸聆听了他们中的几位的述说。通过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的引见，笔者在京华走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雍文涛，他回忆说：

我是贵州遵义县人，1935年参加共产党。1936年到上海，同顾准结识，从此一起搞地下斗争，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而离沪。其间与顾准两度共事。

第一次是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1936年冬开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初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其公开负责人是沙千里等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的党的核心小组，由顾准、王纪华、林枫（即宋书常，王尧山之弟）和我等组成，我们几个人党的组织关系不同，我是文委系统，顾准则是武卫会系统。采取的行动，既有公开出面的联合指挥部，都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如知名人物有章乃器、沙千里、沈体兰、张宗群、胡子婴等，更有一个在他们后面的进行实际工作的核心小组内部指挥部。每次游行示威，都作了精心组织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