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初调回“职救”，又与顾准在一起工作。

这两度合作的经历，顾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同志，很能帮助人，人缘很好。我当时做中学教师，收入甚微，生活勉强凑合，但爱人生病，开销颇大。于是，顾准通过他在红十字会当会计师的关系，主动去打招呼，减免我的费用。

我的住处在南京斜桥荣市路，与顾准的家里不远，彼此经常走动，超越了一般工作关系，建立了互相信任的深厚友谊。我调到武汉时，顾准夫妇送我们，看到我爱人穿得很单薄，便把汪璧的大衣送给我们，令我终生难忘。

顾准乐于帮助，即使犯了错误，也耐心批评教育。记得一次是在端午节，我在荣市路发动游行，正好堂兄来家，拿粽子招待。而游行指挥是我，却因挤电车耽误了时间，游行终告流产；另一次是在南京三大公司举行游行，我也迟到了。对此，顾准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亦分析了客观原因。当时与会还有徐雪寒等共3人。他的工作态度、工作精神，令人难忘。

他喜欢写时论小品、杂文在报刊上发表，抨击国民党不抗日、反共的面目，但是以中间派的身份出现，不暴露党员。这些文章体现了他肯钻研、关心时事，从不局限于自身工作范围、从不就事论事。总之，他是我接触过不多见的非常能干的同志，我一直怀念他这位三十年代我们共同战斗的老战友。

顾准遗嘱：存款赠老友

15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30年代曾负责联系过顾准，他在永安南路寓所向笔者讲述了事情经过。他说：

1935年，胡乔木向我介绍顾准比较能干，脑子很有水平，那时胡乔木就发现他有“英雄主义”的苗子（胡乔木当时任“文总”党团书记，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胡乔木让我联系顾准，说我可能比较合适，这样我们便认识了。

我们两人对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救国会等一系列问题，经常互相探讨，彼此交流，非常谈得拢，观点一致。

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曾任武卫会党团书记）也曾接受两次采访。作为顾准生前的同事，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又是《资本论》研究专家的林里夫对顾准很有感情，在顾准弥留之际，曾多次陪伴直至临终。在回忆顾准时他说：

先是章乃器将孙静（即孙化新、孙焕杰）介绍给我，孙静又把顾准介绍给我，这样我和顾准就认识，时在1934年8月，一直到1935年9月，他一直在武卫会工作。我让他解散进社，以个人名义参加武卫会。

我和顾准得到秘密流传的毛泽东《论反对日本主义的策略》的文章，彻夜学习讨论，不顾国民党潘公展之流的禁令，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在读书会领导期间，发展武卫会会员，结业时，他宣读“对日作战六大纲领”，许多人跟着表态同意，纷纷签名。

顾准是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他先在沪东区分会工作，后来对上海市分会的建立，是有贡献的。后来在1936年2月，他与文委、“临委”周扬、邓洁等人联系，主张解散武卫会，这样我们工作上的关系就中断了。但个人之间是保持的。顾准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人等情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林里夫先生的夫人柏琴后来又补充道：

林里夫（1909年－2001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7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林里夫和顾准的交往及友谊始于1934年。当时为配合红军第5次反围剿，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由宋庆龄任主席，林里夫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顾准由林里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7月，林里夫曾住在顾准家躲避特务追捕。

这两位历经生死考验的战友，建国后都曾长期蒙受冤屈，顾准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错划“右派”，林里夫也于1958年被诬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林里夫和顾准都是“监管对象”，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他们在患难之中始终互相信赖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