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说人生就是选择,这话在胡奋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正是因为有了人生中一个个或艰难或干脆的选择,才有了今天的胡奋——3M中国和3M香港首席财务及运营官,也是这家世界500强企业首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董事。
职业会计师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胡奋还一直以为自己的职业就是一个会计师了,当时他非常幸运地能够在永道(现为普华永道)香港担任高级审计师,对于一个20多岁的大陆小伙子而言,这份当时就有着2万多港币月薪的工作,不但令外人羡慕,他自己也非常满意,能够走到这一步,既有幸运的成份,也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名会计,从“血统”上讲,胡奋应该是系出名门,他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专业,这家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会计专业院校,严格来讲应该是一家私立学校,它是由中国现代会计学的鼻祖潘叙伦老先生创立的,潘先生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哈佛的会计人才,回国后创立了立信,“立信的特点是讲究实务,我们上课是要做账的。”胡奋到现在还是很感谢最初在立信打下的基础。
1983年,大学毕业后的胡奋被分配到了上海会计师事务所,而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既是百废待兴也是朝气蓬勃,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是个很不错的去向。“当时我们从立信分配了4个人,他们想要英文比较好的年轻人。”胡奋说,虽然他的英文也就是在大学几年学习的,能够成为“比较好”的一个秘密武器是——“主要是靠听电台的英文课程”,胡奋说那时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英文课程,一周三次课,一三五教新课,二四六复习,“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天早上6:30-7:00,半小时的时间。”他说自己当时学英文纯粹是凭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而这一无心的兴趣却为自己之后的人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这也显露了他身上的一大特质——敏感,有时候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却能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也是很多优秀人才所共有的气质。
1984年,胡奋也遇到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机遇,他被单位派到了永道帮忙,当时的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和中国财政部合作,并在上海成立了代表处,“说是帮忙,其实就是打杂,做做翻译、打字什么的。”同时他也继续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上班,“我那时的客户有迅达电梯、华亭喜来登酒店等等。”
对于这个经常跟在身边的“小胡”,负责中国事务的永道合伙人非常喜欢,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他们让我去美国学习”,永道希望能够训练胡奋,大概也是为他们以后的中国业务发展做准备吧。
1985年,22岁的胡奋来到了旧金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开始时是震撼,但很快就适应了,他在这里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西方会计和职业会计师的工作,表现优秀还获得提升,前景大好。然而一年多之后,他却决定回国。尽管有职业上的考虑,但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回上海结婚,他的女朋友在那里,“我们13岁开始认识,18岁开始恋爱,她当时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读研究生,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来美国的可能性很小,”胡奋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她不能来美国,我就回上海,美国的同事非常舍不得我走,他们显然喜欢上了一个从一个他们当时了解非常少或误解非常多的国家来的不错的小伙子。在最后的欢送会上,很多人都哭了,我收到了很多祝福的卡片,这些卡我现在还留着。”胡奋说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眼睛还会酸酸的。
回国不久,胡奋就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升任了经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他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也有了用武之地。举例说,在美国工作时,工作底稿是审计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在国内绝大部分时间仅仅是用一本工作手册。他为此极力在所里推进此事,事务所后来专门去印刷厂印了第一批工作底稿,逐步规范化。3M在全球一直就是永道的客户,胡奋同时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和永道工作的双重身份在这时扮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3M必定要选择上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有胡奋签署报告,而同时他们又是永道的全球客户,胡奋又同时参与永道对3M中国在华经营活动的报告。
1989年底,A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决定在中国大陆招收第一批学员,胡奋被单位选派到北京培训,之后又去了香港,不过要想获得AA的会计师资格认证,不但要通过考试还要有相关工作经验。胡奋为此联系了香港永道会计师事务联系所并在那里工作。
在永道香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胡奋遇到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当时常驻香港的3M中国总经理给他打来了电话,邀请他到3M工作。继续当职业会计师还是回上海做CFO?他在永道工作的很愉快,收入也很高,职业发展几乎没有风险,在职业会计师路上一步步走下去直至当合伙人甚至更高。而回到上海,收入自然不及香港高,职业路径也要改变,而任何改变都是有风险的,但有一个条件是香港没有的,他的家在上海,那里有他的太太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当时我回上海出差机会很少,非常想家、想儿子。”胡奋说对于他来说,那真是个艰难的选择,他内心非常挣扎。
而除了家庭,最终促使他决定回到上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3M的了解,“它曾经是我的客户,我知道这是一家很好的公司,世界500强之一,30家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成份股之一,稳健得甚至可能都有些保守,我喜欢这种风格。而且3M作为中国大陆除特区外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管理上开始就尽量做到和全球系统和制度同步。而当时国内绝大部分外资公司还只是合资公司,西方公司的管理制度才刚开始引进。相比之下,3N中国的管理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就这样他回到了上海。
18年CFO
1992年9月,胡奋加入3M中国任财务总监,当时的3M中国还只是一家年销售额1.4亿元人民币的小公司,而20lO年这个数字会超过150亿元人民币,18年100倍的增长。胡奋说这18年里,他是看着3M中国随着中国的经济而不断发展。自己也不断地成长。“我从一个很小公司的财务经理做到一个年销售额150亿元公司的CFO和O,几乎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每一步。”
胡奋进入3M时,正逢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新阶段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路、架电话线、修光缆、建设电网等等,而在这些领域3M都有产品,“全中国高速公路上的反光标志,绝大部分都用的是我们的产品,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修路,这个市场太大了;还有电缆接头、电信接头,尤其是绝缘接头,国家级电网的绝缘接头几乎全部都用3M的产品。”
随后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崛起,大量生产电脑、手机、冰箱等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这些东西都需要3M的产品,3M是黏胶大王,你打开任何一部手机,不管是诺基亚还是山寨机,把里面所有元器件粘结起来的东西跑不了都是3M的,汽车、冰箱里面也是一样。当然还有打磨的,防噪音的,隔热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