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9年底，华电集团装机容量7550.73万千瓦，其中，火电6239万千瓦，水电1235.96万千瓦，风电75.43万千瓦，其他0.3432万千瓦；资产总额3300亿元人民币；2009年发电量超过3000亿千瓦时；拥有国内单机容量最大、国产化程度最高的10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和国内首批60万千瓦级空冷机组、60万千瓦级脱硝机组，单机容量最大的39.5万千瓦天然气发电机组。目前集团控股华电国际、华电能源、黔源电力、国电南自、金山股份5家上市公司；控股规划装机容量2115万千瓦的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装机容量800多万千瓦的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火电平均单机容量由2005年底5.68万千瓦提高到2009年的10.31万千瓦；平均供电煤耗由2005年底370克标煤/千瓦时下降到2009年底340克标煤/千瓦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排放量也大大下降。

以华电集团为例，装机容量从成立之初的2500万千瓦增加到现在近9000千瓦，平均单台火电设备容量从12.9万千瓦/台提高到27.36万千瓦/台，供电煤耗370.34克/千瓦时下降至330.35克/千瓦时，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率在“十一五”期间分别下降了67.34%、55.4%和37.78%。

这张成绩单的背面是：电力企业效益普遍不高，一些企业的亏损达到10亿元以上，“坚持发亏损电”甚至写入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0年的报告中。

煤炭价格不断上涨和煤电价格不同的管理机制是火电企业难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怀书说，在华电集团的成本结构中，不到10%是人力资源成本；10%是与设备相关的维修、管理等费用；10%是与投资相关的折旧、财务费用；剩下的70%全部是煤炭成本。“我们在技术、指标、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非常先进，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我们不能控制的是煤炭价格的不断上涨。我们同样不能控制，每次电价上涨之后，煤炭价格又会进一步上涨，涨幅远远超过电价的涨幅。”

面对煤炭成本的不断上升，发电企业不约而同在自己的战略中写入“向上下游延伸”一项。大家竞相占领煤炭资源、开发煤炭项目。但王怀书认为，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能够解决煤电不均衡的问题，但不能最终解决发电企业面临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煤、电各自进入陌生的领域，这不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好办法。”

备受争议的电价

这些矛盾冲突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目前社会上备受争议的电价问题。比较典型的舆论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电价应该低于发达国家，而目前的电价并不算低。

从上面的成本结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占比不到10%、并且比2002年降低了近5个百分点的人力资源成本并非高电价的原因，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一点。王怀书甚至认为，控制乃至降低电价的诉求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也表示，这样的诉求脱离了客观实际。

首先，这是个资源紧缺的时代，如果终端能源价格不能控制在合理水平，不能有效促进各个行业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不能遏制能源需求总量快速上升的势头，起码在这个方面就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是长期以来，电力弹性系数（指一段时间内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值）大于1,能源效率利用过低的问题不容忽视。电价不能反映上游资源价格和电价产成的客观实际，变相对下游产业进行补贴，削弱提高能效的积极性，导致下游产业虚假繁荣。

其次，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我们的上游能源价格（煤炭、石油、天然气）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趋同。社会不能要求发电企业用相当于西方市场的煤炭价格，生产能让发展中国家市场可以接受的电价。这个问题发电企业无法解决。

最后，很多人认为，要大力发展风电、核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但不同的能源有不同的属性，清洁能源大部分受环境、技术等影响，必须要有火电和水电去配合。“过去，要保障1千瓦用电需要0.3千瓦左右的备用容量；但现在及以后，可能需要更多的备用容量，这势必导致保障社会用电的成本不断提高。而且新能源的成本价格都要高于水电和火电。从这个角度讲，电价在今后一个时期不断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王怀书说：“电价上涨，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高能耗企业和低端制造企业，我想这部分也是我们国家今后经济结构所必须调整的部分。”

他无不忧虑地表示：“目前的电价导致发电企业特别是火力发电企业处在难以维系的困境。我们是用低的能源价格和低的劳动力成本，来支撑经济发展，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不合理的。长期下去，电力行业的问题，就会演变为下游很多产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会不断深化，最终解决它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