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时代

我于1893年阴历6月，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里。我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过，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桔颂帖》中说到“吾来阳羡(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惬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并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每逢他的生辰，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每次我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我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先父亮之还将我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其用意无非是要我们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秀才的县试。我父亲一有机会就私下里对我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我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因之，我中封建科举的毒是很深的。

我十二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生是我的一个远亲，后来就是我的长兄。回忆入学之初，由我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我当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到了1904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乃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我的长兄叫我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我都会琅琅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我长兄特地为我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

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二十四家“大族”，集议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第一期共招收36人，分正科、预科两班。我当时13岁，被选入正科，据说正科毕业就可以算是“秀才”了。学校规模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设校长、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之外，因学生全部住读，还设有舍监(相当于训导主任)。这些成员，全都是由二十四大族论资协商推荐的。例如，校长是由一位年已古稀、姓许的“贡生”担任，他的祖 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学监姓崔，也是贡生；舍监则是一个祖上做过高官的姓吕的担任。其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仍保留着许多旧科举私塾的痕迹，教职员可以任意斥骂学生。课程除读四书、五经、史记等古典文学以外，还有英文、日文、数学、中外史地、体操、音乐等，简单可以说与今天的高中的课程差不多了。我因为过去已经看过、读过这些书，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到年终考试得了个第一名。回到家里禀告了父亲，他向来对子女很严厉，面部表情总是冷若冰霜，这次总算对我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颅，勉励我继续努力。

在这里就读的都是男子，女子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准应科场考试的。那时，男子可以进入宗族祠堂，女子是禁止入家祠的。同时，女子也被根本上进入孔子庙。就是在接下来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之后，各校起初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十余年之后才专为女子设立了女子学校，但这时仍无男女生同校就读之例。假如有人提出男女同校的主张，那简直就是离经判道，荒谬绝伦的主张了。当时，妇女在公开的场全，照例是不能用名字称呼的，只能用娘家的姓，冠以丈夫的姓称呼。例如，我父如潘，我母姓蒋，对我母亲就只能称潘蒋氏。我母亲就是在死后受到光绪皇帝诰封为“恭人”(四级品封号)，也只能称“潘蒋氏”。由于旧社会对的妇女的种种歧视，千百年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巾帼英才。现在我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待遇，并且得到宪法的保障，真是幸福之至。

小学毕业后，我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浦东六里桥由泥水匠起家、又毁家兴家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浦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黄炎培老师，他是当时该校的校长。那时我十五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我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亲来我家访问我这个老校友，并出示我当年十八岁时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我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

攀登科学高峰，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秩序渐进。但我和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和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作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我因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呢。

上一篇我回忆了七十五年前的童年时代。本期我要谈谈我在青年时期由于自己的过错，在求学，就业方面所走过的许多弯路，其中有一段时间，我险些堕入了污泥浊水之中。我这段历程很可以作为现代青年升学、就业的借鉴。因我比生从事会计事业，因此更希望财会界的青年同志引以为戒，庶免重蹈我的覆辙。

我被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就转入当时的常州府中学堂就读。那时正值辛亥革命，中学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因此我很快就获利了常州府中学堂的毕业证书。当时共和民主国体初创，全国各地都需要法政人才，我为做官的虚荣心所驱使，就考进了南京法政大学。这所大学是当时几位政客筹办的“私立大学”。因它不符合大学条件，不到两年，就被主管部门勒令停办。这样，我就第二次失学了。但不久，我又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招收无线电收发班学员的广告，其中所列的学员待遇，除了学、膳、宿费全免外，每月还发给每人生活费18块银元，每学期发给冬夏军服各一套，待遇可算得上优厚了。当时想，以前家庭为我负担的求学费用已经不少了，倘能考进这所军官学校，倒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而没有考虑电信收发工作对于我是否适合，就贸然投考了。这次投考的学生多达1300人，结果只录取了21名，我竟得了第一名。这样，我就成了我国第一批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学生。

海军军官学校的教师，是由海军部用重金聘请来的挪威人，每天学习的是极简单的电磁知识和练习收发无线电报。毕业考试考了五门科目，我的成绩每科都是100分。根据我的学习成绩，按照学校的惯例，把我留校担任助教职务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但学校领导认为我骄傲自满，对于师长礼貌不周，把我派到海军某舰上去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每月饷金不过18块银元，和做学生时的津贴相等。舰上生活既辛苦又单调，待遇又是如此之低，这里我才意识到，象我这样的人在军舰上当个无线电收发报员，实在太不适合了。因此，我就假报疾病，真空是请病假回家休养，接下来就呈请退出军籍。可是海军领导已看出我是有意规避，便行文到我原籍宜兴县署，追我回去，否则要我赔偿学校在我身上所花费的学、膳、宿等一切费用，约计二千多块银元。后来，我总算找到了那时的吴淞海军医院，恳求医师为我出具了“确有疾病，不适合在海军军舰上服役”的证明，才算了结此案。这是我第一次求学就业的失败。究其根源，无非是因我一时贪图小便宜，以致蹉跎了我青年时代的宝贵光阴。

我第一次的就业失败了，接着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就业，更是毫无意义。那时我姐夫的一位胞兄夏某，他在清朝的官职是“候补道”，当时任南京造币厂厂长之职，我恳求他看在亲戚的份上，为我谋个职业。他觉得不好回绝，就发下一张委任装来，派我在该厂当一名翻译员，月薪30元。其实在造币厂里没有什么翻译工作可做，我当时的英语程度也够不上当翻译员，每月30元只不过是一项干薪。但那是我还嫌太少，几次恳求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另委他职。果然，他又给我加了一个“邦技士”名义，薪金增加了10元。其实我对造币工艺一无所知，仍是干薪性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事哪会久长？不到两年，我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就因故去职了，我在该厂任职也就随之告终。

我从造币厂卷起铺盖回到宜兴蜀山家中以后，不久就担任了乡村小学教师职务。在这里又过了几时，听说有位宜兴同乡世交周某做了镇江中学校长。我就极力恳求他在该校为我谋个工作。总算没有白求，得到了一个“教习”(教师)的职务。每周任课10小时，月薪40元。不久又承他的情，给我每周增加了两小时的课程，月薪也加到48元，这要算我30岁以前得新的最高记录了。我所担任的课业，虽然每周只有12小时，但科目有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可谓花色繁多，凡是其他专科教员所不愿担任或不便担任的课程，都交给了我，把我作个尾闾。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样样都能、但没有一样精的人。学生当然看不起我这样的教师，特别是我任课班的学生，往往对我采取蔑视的举动。我是，我就发愤自修英语，拿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袖珍字典》，几乎把它读得滚瓜烂熟。但除了死记生字之外，说和写都不行。

我自谋职业，就这样浮浮沉沉地度过了六个年头。后来，我国进步学生开展了“五四运动”，镇江中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这位守旧派的校长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最后落职而去。我这个教课能力不好的校长同乡，属于校长私人之例，当然只能随着他一同离校。因此，我又失业了。自己没有真实的本领，要想在职业界里混饭吃，实在是太靠不住了。

后来，我的情况越变越坏。我从镇江中学回来以后，在家乡闲住了半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我竟在乡间结识了一群赌徒，经常出入于乡间财窟，进行赌博。我的前妻储氏不忍我如此堕落，每次都扯着我的衣襟不让出门，但我总是绝裾夺门而出。眼见我就要向深渊中沉沦，全家人都为我着急。后来，总算来了一个转机，才使我醒悟过来。事情是这样的：

民国八年(1919年)的家历“除夕”，按照本乡习俗，凡是旅居我地的人都要回乡度岁。我听说西邻的小时同学、现在我地任小学教师的周某已回家来了，就顺便过去方他聊天。周君对我说，他任小学教员已多年了，觉得自己没有学识，前途没有希望，听说近来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很多，他也想拼凑一些旅费到法国去留学。这寥寥几句话，似雷轰电击般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整夜不能入睡。心想，周君的家境要比我清寒些，年龄也比我大些，天资比我还要差些，他倒有这样的志气，想到国外去留学，象我这样不求长进，浑浑噩噩，虚掷光阴，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大年初一天刚破晓，我就唤醒我的前妻储氏，对她说明情况，请她不要阻止我在新春头三天里仍到外面去玩玩，因为我早和一班赌友约定，不能失信(现在想来，这种信守是多么荒唐)，从大年初四起，我保证不再赌博闲荡，如有机会，要同周君一起出国留学！我二哥听到我这番话，不禁嗤之以鼻，他说“你还是安份守已在家好好度日罢，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这种福份，会生一个出洋留学的子孙”，我当时只好忍气吞声，强忍着未吭声。

我的家境平常，哪里有自费留学的条件呢？况且我的英语程度很低，以前所进的学校又都不合资格。不得已，我就去上海找前任浦东中学任校长的黄炎培老师，请他给我一个入学的指导。黄老师听了我的想法以后说：“你的志愿很好，假如想出洋留学，可先到大同学院去补习英文和数学。”但当时我很想到圣约翰大学去实习，因那里的入学考试很困难，因此，就又请求黄老师为我写一封到对约翰大学去补习的介绍信。并说明哪怕是做一个旁听生也可以。黄老师满足了我的要求，给在对约翰大学任教的朱友渔博士兼牧师写了一封介绍信。朱教授看了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潘先生，你想入敝校求学，鄙人是欢迎的，停刻我和你去见卜舫济校长”，我当时听他称我为“先生”，很惶愧，因为在旧社会是断乎没有教授称学生为“先生”的。这一声“先生”勾起了我很多的心思。象我这样大的年龄，本该做先生了，只因我多次更换学校、更换职业，到如今却一事无成，还要回过头来做学生，还不知能否做成，心中好不辛酸！我由朱教授引见了卜校长，他很熟练地用英语和我谈话。其实他能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和普通话，其所以用英语和我交谈，无非是要考验我的英语程度如何。我很勉强地应答了他几声yes和no。事后失教授告我：“卜校长认为你的程度困然还差得很远，但年到你已任职多年，有了经验，且求学精神可嘉，所以收你为特别生(旁听生)。”这在圣约翰来说，也算是一件特别事。至此，我又重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在圣约翰大学里，象章程、规则、通告、书信等都是用英文书写；同学间相互交谈也是用英语；教师讲课更不用说，不论中国或外国教师全是用英语。有了这样好的条件，所以我就抓紧了英语学习。开始，我在班里的英语程度很低，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总不向我提问。有一次朱友渔教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对我提问，本该答yes，我却答成all right，顿时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羞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但这对我是有益的，侃侃我更加勤奋地学习，从早到晚埋头于书本。卜校长及主管我课业的经济系主任雷曼教授，见我学习十分努力，又曾经在南京法政大学和海军军官学校读过几年，就私下对我说，倘若本学期大考各科都能得到70分的成绩，可以让我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这在圣约翰大学来说，确实是首开先例。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终于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便是全班最优二人中的一个。最后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均为全班之冠，并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得了唯一的一块金质奖章，被授予文学士学位。

圣约翰大学，原是美国教会通过在我国办学的方式，对我中华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学校原设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所用课本就是《圣经》。每逢星期日，全体在校学生照例都要到学校专门设置的教堂里去“做礼拜”。但是，这种诱惑兼强迫的手段，并未能使我信仰上帝，因我之所以进入圣约翰大学，完全是为了学好英语。我在圣约翰大学求学中，有两点较深刻的体会：一是要在逆境中善于忍耐。如果我不咬紧牙关，忍受住同学对我的种种刺激，而贸然辍学返乡的话，将有可能终生堕落下去，沉淫于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二是要有勤学苦读的毅力。如果我不能日以继夜的勤学苦读，我就不会获得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的学位，更不可能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总之，“成功道路多艰难，奋力前趋能过关。”我愿以这两句话来与今天求学求业的青年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