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涉足国民党会计、经济官场，计有三个时期，现分别叙述于下：

(一)1931年冬，我暂停执行会计师业务，去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主计处的筹备委员，主任委员为陈其采。1932年春，我被国民政府简任为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局长是秦汾，他是一位学工科的留美硕士，根本不懂会计。但他跟随宋子文工作多年，称得起是宋的一个亲信。当时主计处的筹备主任、后来被特任为主计长的陈其采，和我并不相识，他只是慕我“名会计师”的虚名，特邀我去会计局担任局长职务的。由于秦汾和宋子文的关系好，所以把我屈居副职，而把不懂会计业务的秦汾任命为正职，会计局的权力全操在秦汾手中，这种官场人事的丑恶内幕，实在使我不愿久留，因之在刚刚任命不久，我即辞去了这个职务，回到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我这次涉足会计官场，时间不足半年。

(二)1946年5月，当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王云五，以无党派的身分被国民党政府特任为经济部部长。他那时也想找一个无党派人士充当他的副手，以表示他的独立不偏的姿态。我那时也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因之他推荐我担任了经济部的常务次长。其实，常务次长所主管的只不过是些日常事务，如私营企业的登记、变更、停业、破产等。当时任经济部主任秘书的是徐百齐，他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王云五的秘书多年，称是上是王云五信得过的得力助手。王云五把一棵印章交给了徐百齐，凡是部内无关重要的事务，照例先要我这常务次长“画行”(就是在常务次长名下画一个很长的“行”字)签名，最后主任秘书可以把部长交给他的印章在部长名下发出，不必再交部长“画行”。因之，主任秘书处理部内例行公务之权实际上超过了我。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只混了一年，1947年5月就随同王云五一起辞职了。

(三)1947年秋，王云五又改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推荐王云五兼任“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又推荐我为该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这个所谓的善后事业委员会原想接管一些“美援”机关，但并未成功。因之这一“委员会”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闲机关，我这个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也终日无事可做，每月坐领干薪675法币，只够我每星期从南京回上海的路费。因此，我在这里干了不到半年，就辞职回到了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并兼任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这就是我先后三次涉足会计、经济官场的简单经过，时间共计不足两年，真算得是“短命”的了。

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里我还要赘言几句。后来当王云五被蒋介石特任为财政部部长时，他曾从南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找我，说是有“要事”面谈，要我即刻去“南京”。我只得连夜乘车赴南京见了王云五。原来是他要我担任他的政务次长，并说：“财政部的政务次长比部长职务只有一步之差，不久便会当上某些部长之职”。我当时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内部腐朽不堪，贿赂盛行，料定它不会久长，我不愿和它同归于尽，因之，当晚即留书向王云五告别，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事隔数月，王云五就为发行“金元券”，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成了战犯之一。

1979年8月，我响应党的号召，曾具名写了一封《书寿王云五》的公开信。可惜传闻当时王已在台湾病逝，未能看到。兹按原稿抄录于下：

“云五我兄道鉴：

比读报纸，欣悉我兄欢度九旬荣庆，且健康胜常，矍烁依然，下风逖听，实深感慰。与兄暌违三十载矣，伦亦虚度八十又七春，每怀夙昔过从，犹在目前，翘首云天，时觉神弛左右，想望弥殷。伦以垂暮之年，处昌明之世，每当燕乐，海上旧友毕集，远怀风范，倍增停云落月之思，困缀短章，为我兄寿。

国家三十年来，旋转乾坤，厥功甚伟，前此虽受“四人帮”之破坏，稍有蹉跌，然自邓公当国以来，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以图书出版工作而论，亦大非昔比。犹忆我兄在沪之日，彼时虽执图书出版业之牛耳，然每一书出，印数不过数千而已。即《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类书，广告焉，预约焉、附赠书柜焉，尽力宣传推销，然其印数，仍极有限。今日则不然，一书之出，印数动辄一、二十万，犹供不应求，难副众望，即此一点，足证国家文化学术之发展，非过去之可同日而语也。尤足以为兄告者，我兄创制之《四角号码检字法》，国家仍极珍视，为出版界与教育界所广泛应用，年前所出之《四角号码字典》，备受读者欢迎。即《辞源》一书，国家亦已集各地饱学之士，重加修订，俾使之更臻完善，充实内容，继续出版。凡种种，当为我兄所乐闻，亦足以告慰我兄夙昔之抱负也。

犹忆1949年我兄离浪之前，曾将多年收集之词汇卡数十万张，交由伦当时主持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保存。建国以后，伦以为此属文士之心血，国家之财富，理应归之国家，俾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因代为交与国立图书馆保存。我兄曾有志于将此材料，编著中华百科全书。今国家已在京沪等地，设立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网罗人才，全力以赴，遥想百科全书问世之期定不在远。倘杖履在此，伦知当亦为之莞尔首肯也。盖使理想成为现实，宁非人生一大乐事乎？

嗟夫我兄，我等相别之时，犹当盛年，今则垂垂老矣。古十年来，虽一水非遥，然鱼雁鲜通，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念人为之障碍，每用慨然。今者，中美建交，已成现实，弟兄和合，重见端倪。故园春意盎然，桃李成荫，尚望早日归来，共襄四化大业，使我中华民族巍然卓立于天地之间，则我兄百旬荣庆之时，伦亦得叨陪末座，为兄奉觞，同伸庆贺。此为伦之素愿，不审我兄亦有意否耶？

纸短情长，不尽欲言，肃布腹心，预以寿兄，临颖盼祷，余不一一。

弟潘序伦拜启 1979年8月于上海”

上面这封信曾登载在当时的香港《大公报》上，它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思想认识。当兹全国人民正在共同为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之际，特再在此录引，以表热盼祖国统一、富强、昌盛之心愿。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却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当时我虽没有跟着蒋介石反动派逃到台湾去，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世界观，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好比攀登一座大山，在登山过程中确实感到艰难痛苦，但现在回味起来，真觉得“无限风光在险峰”呢！

我改造世界观，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回避世界观的改造；第二阶段，勉强接受了世界观的改造；第三阶段，自觉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在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之初，由于我对共产党还怀有疑惧之心，因之我对党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我所以抱这种态度：一是因为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中年时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的是美国教会的教育，此后，在美国留学三年，又受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教育，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和认识。二是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权内，三度担任了会计和经济方面的高级官吏，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之下，担心是否会受到处分呢？

在上面几篇中，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的顾准同志。上海解放时，他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回到上海，就来我家看我，并带来潘副市长的名片，代表他向我问候。潘汉年同志原是我原籍江苏宜兴县的远房族侄，他的长兄潘梓年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那时我也在重庆，常有来往，他称呼我为“四叔”。上海解放后，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直接税局局长，是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在财经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他来我家劝我弃暗投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担任一个职务，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一时尚难解脱，就对顾准说：“我以一个‘再醮妇’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担任过国民党蒋政权下的高级官吏)，来担任人民政府的公职，必将使十分为难。因为在必须表态的场合，用进步的口吻来发言，有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人们会骂我为投机分子，无耻之徒；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担心要为自己带来不良后果。因此，还是先让我闭门思过，等一段时期再说罢！”我就这样自视清高，不问政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也从未去上海市副市长办公室找过潘汉年。我虽没有出来为党工作，但还是关心我国的会计事业，鼓励和推荐介绍了不少旧同事和学生，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职。

我和我妻张惠生原先同住在徐家汇徐虹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职员宿舍内，上海解放后就迁居市区，并辞去该校校长职务，由校董会推举副校长李鸿寿继任。1950年我又停止执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的职务，由副主任会计师陈文麟升任。这样做，是想专心一意在编译出版财会书籍方面作出贡献。在此期间，我埋头自学了俄文，翻译引进苏联的会计文献，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等著作。1952年夏季“五反运动”以后我又停止编写《立信会计丛书》的工作，并辞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职务，真的闭门谢客，作起“寓公”来了。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振撼了全世界。当时我曾有过“恐美病”，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开始产生了敬佩和信任，并迫切希望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我本是一个无党无派人士，经友人介绍，参加了“民盟”组织，在党的关怀下，于1957年春，我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安排在市政协学习。开始指派我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这原是给一个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可是由于我过去没有好好学习，阶级立场尚未改变，又不善于依靠群众，难以掌握会议和胜任学习小组组长的任务。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这虽然也是对我敲起了警钟，但我并没有接受教训。以后又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在1957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给我的震动很大。毫无疑问，这时候我的是十分沉重和苦闷的。

能使我自觉自愿地衷心乐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求中国”的真理，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经受十年动乱痛苦的时候，我也受到难以忍受的冲击，但对会计事业奋斗的志愿，却始终不渝，念念不忘。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当时我虽已年逾八旬，亦在绝望叹惋声中觉醒过来，精神振奋，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设的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了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对我1957年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问题，给予了改正。我更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经常参加市、区政协和民盟组织的各种学习、会议等社会活动，积极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历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是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觉得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近几年来党中央的各项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和所有的主张措施，都深得民心，顺乎民意。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段的一部分，是实现四化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到2000年工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鉴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经济振兴和新产业革命时代即将到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学科研究，亟待跟上，1979年初，我首先在上海市成立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同时建议大力举办会计职业教育，以解决会计人员严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些建议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重视，于1980年秋，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使我平生夙愿得以顺利实现。同时还任命我为名誉校长，享受高级干部的各项待遇，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真使我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我现在起步虽已晚了点，但我要竭尽有生之年，积极响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号召，自觉自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多作贡献，坚决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