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是一门实用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遍及于各行各业。它既需要精通业务，具有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也需要会精打细算，具有做账能力的中级和初级会计人员。所以我创办会计学校先从补习职业教育开始，逐步充实发展为正规的专科学校(解放前称为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但由于我过去单凭个人奋斗和依赖社会上少数热心的实业家资助，力量是有限的，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发展规划。

1927年，我们先设立了簿记训练班，在以私营工商企业工作的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为对象，利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上课，由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已在内)担任教师。训练班的教育方针，在于改良旧式“账房先生”的上收下付记账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开办初期，仅有学生23人，从第二期改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以后，学生人数大增，事务所原有教室已不能容纳，不得不在河南中路吉祥里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这样，除继续吸收在业青年外，还录取失学、失业青年入学，仍在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由于讲求实效，符合社会需要，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班级、课程也逐年增多，除原设的簿记班外，还陆续添设了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任凭学生选修。为了充分利用学员业余时间和学校教室，我们还办了“晨校”、“星期日校”、“速成班”等多种教学形式。“晨校”是为在业青年利用夏季早晨上班以前的空隙时间上学；“星期日校”是为在校学生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来我校补习簿记会计知识，以适应日后就业的需要；全日制的“速成班”，是为外地来上海求学的学生开设的，他们在一年之内能在速成班学完五门必修的会计课程。

补习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境比较清寒，多系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为了取得一技之长，以便于谋求职业，都勤奋苦学，学习成绩大都优良，普遍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信誉日隆，发展迅速。从1927年到1947年的20年间，共计举办了40届，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发展到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000人以上。此外，我们从1930年起，还设立了函授学校，以解决外埠学生无力来上海求学的困难。据1947年底的统计，先后报名参加函校的学生有7063人，遍及20个省市，还有香港、澳门和南洋群岛新加坡一带的学生。

那时，我鉴于补习学校学生虽众，但肄业时间太短，学习的课程较少且浅，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这对就业、工作和进修都不利。因之我们决心筹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当即得到事务所同人和校友们的通力赞助，筹集了建校基金17万元国币，敦请经济、会计、教育家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为校董，经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后，于1937年7月开始招生，先在市区校舍开学，并准备在徐汇区新建永久校舍。但不久因抗战爆发，只得暂行停办。

1940年7月，我只身经香港到了重庆，立即着手将刘芷休等所设的重庆立信会计分校加以充实改组为专科。当时最感困难的是校舍问题，我费尽了心血，才在北碚租了某私营房地产公司的一处房子。不料，该公司又突然改变计划，要把这处房子卖掉，而不愿租给我们。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求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经理老板们，以替他们培养企业会计理财人才为理由，请他们捐款，才把这处房屋全部买了下来，学校才有了立足之地。

北碚离重庆市区80公里，为了使市区职业青年能有业余深造的机会，我们决定在市区添设专科班，这样又需要在市区解决房子问题。同时，事务所和会计图书用品社也需要办公用房，于是，我们想在市内自建一栋“立信大楼”。那年正当我满50岁，便以立信同人和校友为我祝寿为名，公开登报申明征求各方以现款致送寿礼，并动员工商界出钱出力，大力捐赠。经过多方面努力，总算凑足了40余万元法币，于1943年在重庆市内筷子街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房。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又重整旗鼓，为立信专科学校建造规模更大的校舍而奔走。我除了将自己历年积蓄的钱财全部捐出外，又动员立信全体同人和同学合力在上海工商界募款。由于当时我校已颇有声誉，许多大企业实业家都乐于捐赠巨款帮我办学。如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1亿8千万元。全体校友也募集了8000万法币。立信新校舍历时近两年，耗资十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法币，终于1947年2月全部建成，计包括一座教学大楼，一个大礼堂、一座大饭厅，还有一个足球场。这时，学校才算初具规模。

在校舍问题解决以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我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如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先后在我校担任过教职。我虽业务繁忙，亦要抽空上一些课。当时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教职员工生活没有保障。为了使他们尽可能生活得好一点，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如每学期开始就将本学期的教师薪水，从所收学费中一次发给；学生的伙食也由学生会民主管理，预先购足一学期吃的粮食。这样，才保证了每学期上足20周课。解放以后，教职工生活有了保证，立信专科学校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1952年院系调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合并到上海财经学院时为止，毕业学生达1500余人。与此同时，还在上海、重庆和广州分别建立了三所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专科学校)。自1949年起，由蔡经济等负责在香港和九龙办了会计夜校、一年制训练班和三个月一期的进修班，并先后也设立了会计专科学校，到1969年停办时，为香港地区培养了数千名中、高级会计人才。

我校这所以取得这些成绩，除了社会的需要，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和事务所同人的协同努力外，我在办学方式上，采取事务所、学校、图书社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办学，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图书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校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又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图书社发展业务。这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推动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我办了60年教育，深有以下体会：

(一)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我凭自己求学的经验，治学素主严谨，重视教育质量，注意教学方法和效果。我亲自主持校务，一切坚持“认真”二字，对师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认真批改作业，认真做练习题。考核也是很严格的，考试成绩以70分为及格，还经常举办簿记、珠算、会计等学习竞赛。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一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者，以旷课一次计算， 等等。我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体格锻炼，早晨都要带领师生一起做早操，并经常对他们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和纪律教育，以培养他们有一个好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二)自编自教，切合实用。我校教师大部分是由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历届优秀毕业生中挑选。他们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经过二、三个学期的试讲，不断进行补充修订，经事务所编辑科审定后，才能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图书社出版发行。读者普遍反映《立信会计丛书》是比较切合实用。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详细叙述。

(三)边学边做，讲究实效。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我校非常重视实习，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对夜校学生，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正规日校学生，要求他们苦练珠算、书法和应用文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经常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因此，我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便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

(四)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我历来提倡节约，讲究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无论在上海、重庆，还是桂林、天津，开始时都是租用中小学夜间的空闲教室上课；或利用机关、团体、企业的房屋，和他们协作办校。每校除有两三位管教务工作的专职人员外，每班5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负责管理。总务勤杂工作，大都是请租用和协作单位的职工兼办的。那时夜校教职员和学生人数的比例，大体是1:20；就是正规的日校，也不过是1:10。房租、水电和办公用品都是处处节约，精打细算，因而学校经费每期都有节余。

(五)尊师爱生，团结友爱。我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所以，我总是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学生生活尽可能给予照顾，就业时尽力予以推荐。有的学生在校时虽感到我管理他们太严，但到了工作岗位后，才体会到“严师出高徒”的好处。许多三十年代夜校的老同学，至今还对“立信”有很深的感情，我想是和学校的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校风分不开的；特别是立信同学会做了大量团结友爱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校因为有一套严谨的教育制度，有一支理论结合实际的师资队伍，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自编教材，有一批热爱母校的历届同学支持，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迅速发展壮大，为培养我国财会专业人才，促进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我想立信的上述办学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财会教育事业，可能会有某些值得借鉴之处，因此，特回忆叙述出来，以供参考。当然，由于个人水平和解放前的社会条件，立信的这些经验也是不能不有它的局限性。

我留学美国期间，就陆续写过一些经济、会计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周报》上。归国初期，我又写了《公司财政》和《簿记及会计学》两本书，引进了一些西方新式会计科学知识。以后，在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接触中，我深感我国会计业务水平太低，不能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那时大学里研习会计科学者不多，教科书大都是外文原版；少数译著亦以簿记居多，缺乏高深之作。为解决会计教材，我在会计师事务所内设置了一个编辑科，由我亲自领导，配备了一批专职人员，开始编译簿记、会计、审计等书籍，出版了一套立信会计丛书。我吸取了自己学习会计的教训，在编译立信会计丛书中，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书的内容必须实际需要，有关理论和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对引进的国外先进学术，我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在现行法规和工商惯例的基础上，适当采用。教科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课程，分别编撰。每书章节后都附有思考题和习题，供学生复习参考。书稿写成后，先作为讲义在我校试讲，经二、三学期试讲后，根据师生们的讨论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然后由事务所编辑科审定编排，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

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者能够无师自通。例如，《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由我亲自主编，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各章顺序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并经实地试教，几经修订，设有教学进度分配表。每隔若干章，就设一章复习，要求学生反复演习，务求熟练掌握所学内容。结业前，还要布置一整套模拟式实务实习题，让学生去做，以求参加工作后能很快胜任工作。因之，该书为各商业企业、会计学校广泛采用，修订过四、五次，再版几十次，畅销国内外，直到现在，台湾、香港等地还有人在翻印发行。

三、译文力求统一，含义力求确切。译稿都经我亲自审阅，几番修正润色，力求译文统一，含义确切。如《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是鉴于当时我国会计名词极不统一，各种书刊的译法都不一样，给编译工作、读者和实务工作者都带来不少困难。于是我组织编译工作同人，不时探讨，收集了会计名词2400余条，每条先把国内会计书刊原有的翻译名词开列出来，然后从中选定一个适当的译名或者由我们暂拟定一个统一的译名，并加以注释。用词力求言简意赅，适合我国习惯用语。该书出版后，曾修订过两次，对统一我国会计名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1965年，还有人在香港冒以最新修订本翻印出版。

截至1936年底，我们编译的各类簿记、会计和审计书籍共有5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会计学》，它除论述普通会计所应包括的内容以外，还涉及公司会计、成本会计、解散清算及破产会计、遗产及信托会计等。对于预算控制、财产估价、决算报表分析、统计报表应用。当时比较新颖的会计内容，亦作了较深入的研讨。各章都列了许多练习题，便于教师施教，学生选择练习。是书之成，历时十四个月之久，我排除百务，专心从事，寒暑无间，并得到六、七位同人相助，经多次修改，才得以付印。

194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迁到了香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无力继续为我们出书。那时我已经到了重庆继续办校，眼看学校教材无法解决，不得不另谋出路。后来得到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欣同意，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作筹资，于1941年6月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除了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外，还印刷账簿表单，满足了工商企业之急需，各方称便。以后，该社还在桂林设立了分社，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设立了特约经销处。为了适应门路商科及职业学校教材的需要，我又自任主编，于1941年编辑出版了一套内容较为浅近的立信会计教科书，计有：商业簿记、初级会计学、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和审计学等七种书。抗战期间，各地大专院校和自修会计的学生，十之八九是采用我们编的教科书；中专学校几乎无一不是用立信会计丛书作教材。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接下来我们又编印了一套财政、金融、保险、贸易、统计、计算技术、企业管理等立信财经从书。

抗战胜利后，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从重庆迁往上海，业务更加发展，自设了印刷厂，又在南京、天津、广州三市增设分社，特约经销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向港澳、南洋群岛一带推销书籍。后来由于交通中断，无法继续向海外供应，香港便自行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编出版丛书二十余种。

上海解放前夕，我为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些会计新理论，又组织力量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社”(解放后改名为“立信会计研究编译社”)，编译出版了一些会计新著作，并对一些旧的丛书进行了修订。解放后，我又自学了俄文，并努力学习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经验，翻译了一些苏联的会计书籍，还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等普及读本。

至1956年初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结束时为止，先后共出版发行各种会计书籍不下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我著作、翻译和主编的约有三、四十种。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在我致力于编辑丛书的时候，我的上海同行徐永祚会计师在1933年1月起编印了《会计杂志》月刊，受到了当时工商界和会计界人士的欢迎。我也不甘落后，于同年7月，将原立信同学会编印的《会计季刊》重新复刊，自第二卷起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该刊由于时局影响，断断续续出刊，到1951年停刊时，共计出了18期，每期约10余篇文稿，20万字左右。由于内容比较精深，又及时翻译国外会计新文献，介绍国内行业会计制度和政府财会法令规章，颇受读者的欢迎。

此外，为了加强立信同人、同学之间的联系，切磋学术和敦睦友谊，还先后编印了《立信周报》、《友讯》等几种不同形式的刊物。1949年11月至1964年3月，在香港也出版了《立信会计月刊》，共发行172期。

1980年9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校以后，为解决财会教材奇缺的问题，又组织原立信会计研究编译所的部分同人，于1981年2月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所，专门编辑《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财经丛书》，并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大力支持。三年来，已出版各种财会教材和参考书近20种，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今后还要不断充实编辑力量，增加出版门类和品种，为四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财会书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引进并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是必要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必须是实事求是，切合我国国情，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当今，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振兴时期，又面临世界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决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要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应用微电子技术，加强财会工作在信息、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上的职能作用。因之，迫切要求我们财会工作者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为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已垂老，心余力绌，寄希望于后起之秀，青出于蓝必胜于蓝，一定能更好地完成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