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由晋商想到创业者[二]
第三篇 理财是一项复杂的智慧活动
第一:金融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的竞争。抢占地盘,就是抢占市场上的地盘,只有在地盘上具有了“势”,才能抢“势”经营,才能无往而不利。而诚信无疑是抢占市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一个企业必须要以良好的信誉作开端,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象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之而来。
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世;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晋商创立的许多字号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计,就是因为它以诚待人。这当然包括很多方面,从生产角度来讲,它不弄虚作假,货真;从价格上来讲,它不会一个人一个价,它不会骗你,也不会随便个你涨价,也就是说它的价实。
票号经营银两兑换,作为一个信用行业,它对诚信的要求更高。在当时,票号没有国家力量或其他组织作它的背景和支撑,使人们可以完全依赖。同时,当时法律也不健全,人们又不可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把它违反信用的对方上告官府,寻求法律的支持。既没有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商人如果希望将异地兑换的金融事业做大做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晋商居然建立起来了。如果缺少诚信,把自己的钱交给山西票号能万无一失呢?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的倒闭使清朝政府下令禁止汇兑官银业务(毕竟官银业务在当时金融市场占很大的份额),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些地方官员仍上书朝廷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晋商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取得了全国各地百姓近百余年的信任。
诚信于个人,是一种人格操守。在商业上,就变成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人间契约。当这个契约变成群体性的人格操守时,商业运作的坚实平台就形成了,业务往来就更顺利了,赢利也就越多了。
就如上内容,创业者是否应该思考:
经商不仅仅要在意一时能赚多少银子,更应关注究竟能赚多久的银子。偷奸耍滑也许能得一时之利,然而绝对无法长久维持。作为创业者,你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诚信并永久保持的?你是否有远瞻的眼光来看待你短期的利益受损?
第二:义气是行商生财的资本。一般的生意不讲情义,但真正做大生意的人都要讲义气。交情和义气是行商生财的资本。缺了这一点,就犹如满盘的围棋子儿缺了一口气,摆得再多也是死棋。有时,交情不是为了功利,不是为了直接的商业动机而有意去做的。可能是在十分无心的时候,你就做了一件别人感激终生的事。回报也会是悄无声息的。在你不经意时,棘手的事情突然如水一般挥发了,后来你才知道,是很久以前的一颗情义种子开花结果了。
晋商崇拜关公,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可见晋商讲义气在明清十大商帮中显得尤为突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经商的理念之一。晋商乔致庸说:“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
晋商讲义气,最为人称道的是“慎待相与”。“相与”是晋商对业务合作的商号的称呼。晋商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往来,然而一旦成为商号的“相与”,晋商就会宽容以待、真诚合作。如果“相与”者一度占了便宜,晋商也会尽量忍耐和相让,不会轻易诉诸于官司。他们认为:“银子拿在相与手里,总比花在衙门里强。”“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晋商绝不落井下石,而是竭力相助,不再苛求债务。有商家借了巨款而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晋商中时有发生,不足为奇,如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
著名的晋商王文显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他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如此透彻,境界标立得如此高远,并告诫后人: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
就如上内容,创业者是否应该思考:
一个有智慧的商人,有时会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甚至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以求人和,以求更大的利益。试问创业者,你是否有这样的胸襟和远识呢?
第三:做天下最大的生意。在传统的官本位社会里,官方无疑是最大消费市场,只要能从官方手中抓过来生意,其中的厚利恐怕是无论如何做大市场也无法比拟的。在古代中国里,想长期做生意,想把生意越做越大的商人,除了做官生意,别无选择。要学会做大生意,先要学会做官生意!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做成了,自己焉能不“做大”?
票号之所以能以少数的资本、经营数以百万计的业务,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其主要秘诀也是于做官生意。只有使自己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一致时,生意才能做下去,而且会越做越大,越做越顺。晋商的辉煌,主要是在清朝的中后期,这一时期他们的官生意越做越大。晋商充分利用与官方极为密切的关系,不失时机地取得“优惠政策”、“重点工程”和“大项目”等“肥差”,从中谋暴利,进而部分代官方“解饷”、运军需、赈灾,最后竟扮演起了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