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院的这段经历，柳传志和科学院的周光召院长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我跟柳总这么多年，他指导自己行为的法则是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环境不好有环境不好的做法，环境好有环境好的做法。这个思想的形成，包括在科学院的后期和联想的后期，都派上了用场。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马雪征当时负责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合作项目，见过不少大世面。她曾经给小平同志做过翻译，接触的都是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使、科技部长一类的大人物，李政道亦是她的好朋友。10多年过去，回忆起十几年前与柳传志的第一次见面，马雪征用的还是“震撼”二字。

“当时联想在香港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是个坐落在破旧工业区的小公司，但柳总却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反差太大了。我为什么被震撼？联想当年是中科院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柳总和他的部下们谈宏图、谈战略、高谈阔论，如同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非常不一般。”多年后，马雪征坦陈，她能从中科院处长的行政位置上下海，很大程度上是为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有了马雪征的加盟，加上后来脱颖而出的杨元庆，柳传志领导下的联想“三驾马车”才得以成形。柳传志经常自嘲自己是“替马雪征打工”，杨元庆也私下开玩笑称马雪征是“权力女性”，但马雪征更强调的是团队的力量和她作为CFO的沟通能力。“我觉得自己的最强项还是与别人沟通。上学之前我就想将来做沟通性质的工作，但没想过要做CFO。其实，在一个团队里，CFO做的就是沟通，即便那不是你的强项，或者不是你想做的，你也必须这样去做。”

快人快语、干练干脆，以及特有的智慧和优雅风度，是马雪征在许多人眼中令人深刻的印象定格。1990年马雪征正式加盟联想，出任联想香港公司总经理助理，后升任联想香港副总经理。马雪征的加入，为联想迅速打开了资本通路，并由此展开了联想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一幕。

“杨元庆信任她，在很多事情上依赖她。联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联想，马雪征功不可没。” 一位香港分析人士曾这样评价马雪征对于联想的重要性。这其中，把联想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有企业转变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马雪征可谓居功至伟。

1994年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997年马雪征主持联想香港、北京联想合并，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一个崭新的联想。马雪征也被任命为联想集团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备受柳传志赏识，一步步渐入联想权力核心。

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之后，2001年联想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联想1亿多元注册股本，扩大后达到30多亿元，市值290亿元，现金流为20.8亿港元。在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未合并前，香港联想资本负债率为158％；合并后改善至25％；集团基本没有负债。

10年来，资本市场的严酷要求的确大大提升了联想的公司治理水平。“联想有一个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每个季度都会审核最新财季的业绩，然后才能公布；联想还有一个薪酬委员会，也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我们内部提出的对高层员工的薪酬资助，包括奖励制度。这符合市场的要求，也是独立董事对联想高管层的一种监控。起初薪酬委员会两个独立董事看我们的工资，他们不怕我们定得高，而是觉得我们定低了，很有意思。” 马雪征说。

从联想香港上市、神州数码拆分、和电讯盈科合作，到与AOL合资，马雪征逐步为联想建立起国际财务标准、注重投入与资产回报率的计算方式，并引入了美国的会计审计标准。马雪征对“透明”两个字尤其推崇，“联想一贯坚持的行事原则就是非常透明，利好、利空消息都告诉大家。香港联想、北京联想合并之前，香港联想亏损，股东很惊讶，一家中资公司能够连续3次发盈利警报。要非常透明地告诉股东你的好和不好，让他相信你。你做第一次他不信，一年以后应验了，他就对你信心倍增，慢慢对公司产生信任，这不光是买股票可以解决的。”

1992年《企业财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企业财务制度与计划会计制度正式决裂，中国企业财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出资人财务制度的问题也开始备受关注，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一套对经理人约束的出资人财务制度。市场经济要求采用资本增值、资本保全的制度，出资人如何行使财务权力、如何行使会计权力还不完全明确。

接轨

1981年，马雪征“为寻找自己的最强项”负笈英伦，几乎是前后脚，韩颖也重新回到了学校。作为同龄人，背负着同样的时代使命，马雪征和韩颖的职业生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在中海油有幸与这群西方最优秀的财务人员‘过招’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大大激发。”1982年，厦门大学在国内首次设立西方会计学专业，韩颖毫不犹豫地报名求学，进行为期3年的脱产科班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