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是经济活动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大经济危机前，在美国曾出现上述的会计作假，并产生种种不正常的经济迹象，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蛛丝马迹。

第一，金融业大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创新虽有避险功能，却又能助长金融投机。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在2002年7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透露：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变化是，金融资本成了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这是因为，不少国家特别是美国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基本上是货币资本，流动性最强，最容易参与投机。当然，它会成为利润率最高的行业。90年代初，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在美国崛起，金融资本大量注入股市，于是造成了华尔街股市牛气，金融业又进一步得到扩张。金融资本的活跃可以从下列数字看出：90年代末，全球外汇市场每天成交量超过了1.2万亿美元。它相当于当时全球整整一季度的商品贸易和交易总额。不过好景不长，新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只维持了四年（1997-2001）。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股市，特别是一路攀升的高科技股就下滑了。据估计，华尔街的投资者仅2000年一年，由于股市下跌共损失约4.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是1987年股市下跌损失的4倍。

过剩的金融资本总还要寻找出路。各种金融创新便应运而生。尤其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如股票期权（Stock Option）、金融期货（Financil Future）、股票指数期货（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经营的Standard and Pools Stack Index；纽约期货交易所经营的New Yorkstuck Ex-change mpo Index；伦敦股票交易所的b-T-SEl00）、利率互换（In.rest Rate Swaps）、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s）、远期利率协议（Forward Rate Agreement）、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InmrestRate caps and Floor）、票据发行便利（Nom Issuance Facilities）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安然公司用来高估利润、低估负债但不纳入其合并财务报表的“特别目的实体或主体”（SPE），也同金融创新有关。就是说，安然公司可利用第三方拥有3％以上总资产的惯例，即可利用SPE进行表外融资，而隐瞒巨额债务的风险。衍生金融工具最初的创设，一般是为了避险。但几乎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被用于投机。几年以前，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一个职员就因为炒作东京日经指数而产生巨额损失，导致这家历史悠久的银行被荷兰的一家银行兼并。这一惨痛教训，人们记忆犹新。但直到今天，不论在财务报告的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都难以充分揭示它的性质和风险。谁都知道，衍生金融工具是可怕的高报酬与高风险相结合的双刃剑。操作这种业务又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按照当前的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投资人是不大可能从报告中预测到一家公司操作衍生金融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报酬的。

怎样看待金融创新？创新意味着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对金融的改革和金融技巧的进步，是金融证券等领域与时俱进的表现。其积极意义必须充分肯定。但金融资本并不能创造财富与价值。过剩的金融资本通过各种衍生工具进行活动，结果就会使理性的投资转变为狂热的投机！

第二，与金融业大发展相比，工商业的形势却不景气。这应当说是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的另一项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1997年之后美国的工业企业已停止了利润的增长。它们期望通过扩大生产与交易规模来增加利润，由于无法依靠自己的留存收益（即自我积累）来自我发展，只能求助于银行借款和发行证券。但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产品却一方面因利息过重而提高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生产的扩大并没有扩大需求，反而出现生产过剩。例如，全球汽车年产量约7000万辆，销售量只有5000万辆，26％成为积压产品；又如计算机，单是美国，每年的生产能力即可上升40％，而这个比例远远超过每年计算机市场的需求比例的增长。这里，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地反映美国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流通与消费和分配之间的不相协调。

第三，市场衰退导致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利润率的降低，企业家为了做大利润，除向银行大量借款并发行股票、债权融资外，又希望通过企业兼并来提高利润，从198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了新的合并浪潮。如：戴姆勒·奔驰一克莱斯与三菱合并、雷诺收购日产、美孚和埃克森合并、英国石油与阿莫科和阿尔科合并、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并、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兼并微波通信公司等等。合并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消除竞争，而有的则希望合并后通过“协同效应”增加新的利润。事实上，许多企业合并后虽然由于大量裁员，降低了成本，确实增加了收益，但却提高了社会的失业率，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而总体上看，合并后的企业一般未能带来预期的利润增长。

第四，近20年来，新自由主义流行，对企业实行放任的思潮再一次在美国抬头。网络经济兴起后，美国出现了新的经济繁荣，似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能。理论界对政府实行的种种经济管制表现反感者日益增多。既被一时的经济繁荣的假象冲昏头脑，又遭到日益强大的理论界（也包括舆论）的压力，在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政府便逐步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资本可以跨国界、跨行业自由流动。放松对金融、证券市场的管制，也涉及对会计、审计市场的监管。原来在资本市场中自发形成或有意安排的一些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经济（证券）分析师等都具有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与制衡的功能，而它们在法律法规和准则的框架内，在SEC的监督下，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平等的运转。可是放松了管制之后，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就被削弱了。由于利益的驱动，它们有的不但不互相制约，反而互相妥协，甚至与企业互相勾结。美国SEC前主席Ahur Levitt在1999年一次题为“高质量的信息：市场的生命线”的演讲中曾说：“我们看到的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金融、证券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地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的报告则迎合这一’估计一致‘的预期盈利，而不去反映波动中的经营业绩的现实。”Levitt还揭露金融分析师与注册会计师达成默契，在审计报告中认可这种“制造”的经营业绩。尤其是，分析师进行选择性的披露，通常是宣扬那些由公司在幕后提供的、不公允的重大信息。从这里可以看到，与20世纪20年代公司以保密为理由，不肯披露真实信息不同，现在是：企业、金融分析师和注册会计师串通一气地向投资人和证券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当前美国的经济学和财务学到处鼓吹所谓理性的个人、理性的投资人。什么是“理性”？其实，这里亚当·斯密著作中的“经济人假设”。纯粹是一种假设。虽然出于生存的天性，人有利己行为，但经济学还是要研究怎样约束这种行为。市场也必须有约束利己行为的制度安排。因此，现实的人只应当具有“有限理性”。可是，现在的经济学和理财学却恣意宣扬人的无限自利要求，即经济人在投资和理财甚至在其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谋取个人最大利益（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动机。利益的驱动成为参与资本市场所有方面（也包括监管市场的政府）和所有人的原动力。如果是这样，怎会有真正的“道德”和“良心”出现于这一社会？“诚信”这一文化观念有可能在这种土壤上滋生成长吗？所以，当前在美国，诚信危机实际上是其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的表现。而文化与道德的污点，则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狂热追求企业利润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然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含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则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看来马克思揭示的这一社会发展的原理现在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