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个时候我算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国库空虚！”刚上任的刘仲藜倍感压力。面对这样的财政状况，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1993年在海南省的一次座谈会上，刘仲藜的幽默比喻给在场人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部长（财政部原部长王丙乾）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话音刚落，一位参会人员跟刘仲藜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了，只剩下裤衩了。”要打破一个既有的利益分配机制，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智慧。分税制改革要兼顾中央和地方，既要确保增加中央财力，又要不损害地方既得利益，还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这就需要有“共赢”方案的设计目标。“为了确定增值税率，税政司研究了涵盖全国税额82%的38000家企业3年的财务报表。当时我们认为，增值税是最大的改革对象，也是数额最大的税种，如果把它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主要税源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但没有经过实践，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经过3个月的挑灯夜战，刘仲藜带队的财政部方案小组先后做了多套方案，处理了几十万个数据，制作了几千张表格。经过中央决策层的讨论以及与地方的协商，分税制改革终于在1994年初得以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改革方案设计和执行的领队，刘仲藜心中的担忧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了：第一，当时宏观经济环境不宽松，通胀严重，分税制会不会推动通货膨胀？第二，如果改革后的税制不合理，不是刺激了生产，而是打击了生产，那么经济增长率会掉下来；第三，对于新的体制政策，尽管大规模的培训已经完成，但企业财务人员和税收征管人员实际操作能力如何，钱是否能够及时收上来？在改革推行期的一次财政部党组会议上，刘仲藜公开表示：“真要出现这种情况，我准备下台，准备作出牺牲。”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金人庆紧接着说：“如果你光荣牺牲，我们前仆后继，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为了防止所担忧的问题发生，刘仲藜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担忧，要求临时向中央银行借120亿，放在国库先顶一下。“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很快就批了。”刘仲藜一面向银行借钱，一面在春节前的时间里，到各地的企业、基层税务所调查，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按照新的体制运作。

到了1994年春节前的2月8日，1月份税收数字出来了，税收同比增长61%。得到这一消息时，刘仲藜正在北京慰问财税部门基层职工。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对刘仲藜说：“部长，税收增长61%，180亿元拿到手了，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而此时的刘仲藜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中央银行还钱。

之后的2月份、3月份、4月份，一直到12月份，每个月税收都在增长，全年的税收增长了900多亿元。

到1997年、1998年、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将近1000个亿。

多年以后的2003年，中央领导在一次会上讲话：“分税制改革经过10年证明，是成功的！”听到这句话时，刘仲藜很激动。“改革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决策，归功于百万财税基层人员，归功于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刘仲藜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主政会计的大手笔

“我和会计有着不解之缘。”刘仲藜曾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场合这样表示。的确，翻开中国会计史，刘仲藜与几件对中国会计事业影响深远的大事都连在了一起。

1988年，刘仲藜刚到财政部当副部长时，就主管会计司。在那期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

或许是机缘巧合，多年以后他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长。

1992年至1998年，刘仲藜就任财政部部长。这期间，《会计法》修订，《注册会计师法》通过，《两则两制》发布，三所国家会计学院开始筹建。

但让刘仲藜感到自豪的并不止这些。

1995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的联合和1999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等，对其中的过程，刘仲藜至今仍记忆犹新。

1991年，刘仲藜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彼时，因为业务存在交叉，审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上“闹得不可开交”，此事也反映到了国务院，刘仲藜成为这件事的协调者。“我认为，两者应该有明确的分工，审计是监督政府、监督财政资金的，而市场应该归会计师事务所。”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主持有关会议并采纳了这一意见。1992年，刘仲藜回到财政部，也把这个任务带了回来，并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规划。

1995年，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通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行联合，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其中的一条细则堪称高明：1993年12月31日前，已具备注册审计师条件，由省级以上审计机关批准，经审计署认定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送财政部备案后，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分别发给财政部统一制定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或发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