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就要尽量保护相关人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一步步退出去，年轻人同样要通过考试获得资格，如此才能平稳过渡。”刘仲藜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2000年的世纪之交，《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会计领域这样一件大事：“作为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率先在全国完成脱钩改制工作。脱钩改制后的事务所面貌一新，活力大增，注册会计师的信誉正不断上升。”看到这则消息，最高兴的无疑要属刘仲藜了。虽然当时已调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但他认为，正是在体改办的协调和推动下，会计师事务所才得已彻底与行政脱钩，真正成为社会公正自律的组织。

当时的亚太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机构、国际大型会计公司和许多来访的外国会计师职业组织纷纷表示，脱钩改制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

让刘仲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与会计的这份不解之缘还能延伸到国际舞台。2006年，刘仲藜当选为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受托人。

“其实理由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中 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一个是中国正在实行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刘仲藜显然落掉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

这个部长当“官”有一套

走进刘仲藜的办公室，各个角落摆放的照片最能吸引人的眼球，那是他为“官”以来，担任不同职务时在不同场合与各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现在，那已成为他一笔宝贵的财富。

黑龙江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加上现在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刘仲藜很好地完成了每一次的角色转换。

“财政部的工作是面宽，对方方面面都要了解，都要放在心上；理事会的工作是纵深，股票曲线图中一个带颜色的小方块，可能就要学整整一本书。

“我对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的定位是，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两年时间里，我只签发过一个文件，就是把一个会议的召开时间从‘明天’改到‘后天’。

“中央部门领导和省政府领导的职能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这些都是刘仲藜对自己为“官”之道的精辟总结。从副省长到正部长，刘仲藜对“正副手”的理解更是颇为独到，“当副手最重要的是维护团结协作，维护一个集体的荣誉。当一把手要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更要敢于负责，如果见好的就揽过来，不好的就往外推，不下两次就会名誉扫地。”在日常的工作中，刘仲藜号称“777”，早上7点到办公室，晚上7点下班回家，星期天坚持加班。刘仲藜解释道：“早上7点到8点是最好的工作时间，肃静、没有会议、没人打扰，能处理很多文件。下班后，可能刚开完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处理零零碎碎的事。”密件太多，不把文件带回家，不在家接待客人谈公事，这也是刘仲藜恪守的两大原则。

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刘仲藜还有个嗜好，那就是散步，早上半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在他看来，散步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让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思考：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些什么。另外，游泳、打篮球都是他缓解工作 压力的好方法。

他常说，当“官”这些年，自己问心无愧，在离开每一个岗位时，那儿的人不是放鞭炮庆幸他走了，而对他多少还是心生留恋和不舍。

他说为“官”如为人，诚实尤为重要。多年以后的今天，刘仲藜还记得刚到财政部时，一位财政部老领导对他说的那句悄悄话：“在国务院开会时，你不发言就表示同意，所以有什么意见就要说，但不能多说，被咨询的人不能滔滔不绝。”

传奇人生的平淡归宿

“往昔即苦难”的回忆模式显然不适合刘仲藜，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总结自己的过去：“我这辈子平平淡淡，能记起来的都是些快乐的事。”事实上，他的人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宁波孩子，商贾出身，幼年举家搬迁至上海，18岁考进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从此走上仕途。

他抡过锄头，也炼过钢铁。“我还打过山火呢！”他说的“山火”是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场大火。那一年，已经是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刘仲藜受命控制大兴安岭的西线火势，阻止火焰蔓延至内蒙。“当时，西线120公里，每50米一个战士，火势几次差点突破我们的防线。”说起当年在山上蹲守的1个月零两天，刘仲藜丝毫不提苦和累，而是把它当成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