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藜自称“半个东北人”。

1952年至1987年，整整35年，刘仲藜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应该说，我真正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和自己的逐步成长是在这个阶段，长知识和懂得人生也是在这个阶段。调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以后，离中央更近了，使我更有机会受到教育和锻炼。”东北人的豪爽和宁波人的细腻，刘仲藜兼而有之。生活中的他大大咧咧，通常日记只保持两到三年之后就销毁，美其名曰：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

他爱好书法，却总说自己不是内行，练字的目的只是为了签文件时字能好看点。他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逼他背诵朱伯庐的治家格言：“不饮过量之酒，不贪意外之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现在，刘仲藜如是总结自己的为人之道：规规矩矩做人、勤勤恳恳工作、快快乐乐生活。

同一个院里的人都羡慕：老刘家真幸福。每周六，是刘仲藜和儿女们的家庭聚会日，戏称“吃中央财政”，这一天刘仲藜会大展厨艺。

为此，他和老伴总要提前打电话询问儿女们，这周想吃点什么。然后在某个清晨，老俩口会穿行于肉铺、菜摊之间，为周末的大餐进行采购，时而与老街坊们聊上两句，时而逗逗路边玩耍的孩子，悠然自乐。

回头想想，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很简单：工作很顺利，家庭很和睦，身体还可以。他总说，要感谢自己的老伴，这么多年来一起奋斗，一起幸福；要感谢自己的儿女，他们深刻领会到了他的“身教”，如今正在服务于社会。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他就像一台烦恼筛选机。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心里，现在只留下了快乐和欣慰。

对话刘仲藜

《中国会计报》：有媒体报道，上世纪90年代您就任财政部部长初期，曾三次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都没借来。

刘仲藜：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1994年初，分税制改革刚刚实施时，我把自己的担忧跟副总理说了之后，那一次我借到了。另外两次也不是没借来，这其中折射的是一个国债发行变革的过程：过去财政赤字是向央行透支，后改为“借款”，再后来，又改为“借”一部分，一部分发国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后，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因此不能再向银行借款了。

《中国会计报》：您怎么看待会计在当前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刘仲藜：在我们国家，可能有很多人认为，会计是服务于财政的。其实这远远不够，会计是整个社会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整个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不说自己的金融家贪婪，不说监管缺失，而是把矛头对准了会计，这是舍本逐末。去年年底召开的G20峰会破天荒地讨论会计问题，正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中国会计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江浙一带的外贸企业受到了一些影响。

您作为一位宁波人，同时也曾是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会长，有没有给他们支支招？刘仲藜：宁波的经济发展曾经在中国被称为“宁波模式”。宁波资源不多，国有企业少，以前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较低。但改革开放之后，宁波一些民营企业家凭着自己的才智成长起来了。

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贸易受到影响，需要探索新的增长模式。我的看法还是自主创新，创造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我们应该鼓励知识出口、技术出口。聪明的企业要注重发展产业链的两端，即研发和服务贸易。

《中国会计报》：这次金融危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提出了哪些要求？刘仲藜：最重要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市场信心，维护市场秩序。金融危机之下，国际上又出了一起特大的审计不实丑闻。作为注册会计师更应该自律，同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应该进一步加强监管。有句话我很欣赏：“什么是道德，道德是恐惧的产物。”《中国会计报》：听说您平常很喜欢看历史书籍，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历史人物？刘仲藜：谈不上崇拜吧，他们有成功之处，但也有弱点。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说得最明白不过。就拿大家都读过的《三国演义》里边的人物来说，诸葛亮太细、关公太高傲、周瑜气量太小。对历史人物应该取其长，舍其短。

《中国会计报》：从政这么多年，您认为自己做得最成功的事是哪一件？刘仲藜：我觉得陕西乾陵的无字碑说得很好：让别人去评说。只要总体上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老百姓。我觉得人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两件事就差不多了，只不过是事大事小的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