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两打”中的我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一批两打”运动开始了。就在这时一个外调人员来指挥部询问我“文革”期间帮助一派组织借钱的事情始末，因为时隔多年早已淡忘，当时我没有说清，令处长产生了怀疑，这一下我可就遭了殃啦。

首先是我曾经得罪过的那两个人给我贴出大字报说我利用职权向施工单位贱价买劈材，无偿打小文件柜；

接着是有的人受那位“瘾君子”指使说我“文革”期间在派性的指使下给群众组织弄钱的事说不请怀疑有严重“经济问题”。

其他还有什么：“对施工单位搞管、卡、压”啦，等等罪名一股脑的都铺天盖地的向我扑来，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可我这个经过“三反五反”、“新三反”、“反右”等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没有被这种架势吓到，因为我“脚正不怕鞋歪”，我是清白的。

之后又以支部的名义，决定让我“停止工作，交待问题”。党支部还组织了几次“帮助”会，实际是批判会。这还不算，处长还派出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施工单位和建设银行去调查我有无其他经济问题，当然是一无所获啦。建行的同志还告诉我说，“我们给你做了公证的评语”，我们和来调查的人说：“你指挥部再多几个像XXX这样的干将，投资还能节省的更多！”

为此事，两位处领导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一次支部委员会议上，副处长公开支持我说：“XXX买劈材人家给钱了有收据，你眼睛瞎啊，没看见吗？打个小文件柜是工作用的，现在还在办公室用着呢，也没拿家去！”至于“‘文革’期间给群众组织的借款可以派人去外调查清再说吗！”后来在指挥部领导的干预下，派出两人去我原来所在单位调查，最后查清事实如下：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一天，被赶出办公大楼的少数派群众组织头头和我说，“我们搞革命需要外调，军管对我们封锁不给我们钱，可没有钱搞不了外调啊！，你想办法给弄几个钱吧”。于是我通过XX矿给转出了10230元。并联系通过市里一家仪表厂给支付现金。当时我只是负责联系借款，具体管钱另外有别的同志。

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中央下达31号文件禁止各派组织动用资金的行为，于是我就和具体经办人员一道清理了这笔借款。已经支用的2600元按单据予以核销，剩余的7630元退回了汇款单位。

事情清楚了，处长不得不恢复我的工作，一场政治危机平息了，可是两位处长的矛盾特别是心理上的裂痕无法愈合。指挥部的领导决定把两名处长都调离了财务处。一九七八年的七月经我要求也离开了财务处调到化工X厂财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