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设的人才，大致有两个来源，留学英美和留学苏联的归国学生。我们一大批世界级的两弹专家和航天航空专家等，大多是抛弃在西方的大好前程和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回来报效祖国的；建国前后，中国也向前苏联派出了留学生，毛泽东主席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就是在接见留苏学生代表时说的，此预言果然灵验，留苏的江泽民、李鹏等同学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老师常用这话激励我们，却原来与我们无关也！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治国经验，对于西方模式已不屑一顾，全盘作废，更不用说其中全然没有计划经济的治国方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支援，苏联因而派出了各行各业的大批专家，在他们的传授下，我国在各个领域开始起步，有了明显的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感受到苏联模式对我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由于前苏联当时还在发展中，曾有位苏联专家后来回忆，他一生只有两个时期是吃得好的，那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时期”和在中国当专家的时期，可见国内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当然也不可能全面领先，再加上派出人员可能良莠不齐，难免有滥竽充数者。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苏联模式，也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遗憾。其中最大的败笔当属三门峡水库工程的上马，其时只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一人明确反对，理由是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我国的其他水利水电专家却全都盲目拥护苏联专家的建设方案，结果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被黄万里教授不幸而言中：该项目运行后一再改建折腾，至今谓河流域洪灾不断，后患无穷。

在教育方面的最大特点则是细分专业，如冶金要分为各种各样的冶金专业，以致大量的大学生终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要不是当年国家包分配，找工作都找不到对口单位。关于英语教学，曾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张珑女士，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的孙女，则有如下的回忆（《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第96—9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

“从如今仍十分流行的‘许国璋英语课本’中，就可以窥见当年苏联模式之一斑。…翻开当年的英语课本第一册，无不首先看到语音的教学部分，其中有好多篇幅上都画了一个人头的侧面，口腔中舌尖、舌中部、舌后部如何抬起，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元音和辅音。…对语音作理论性的探讨是一种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但对于初学者来说，究竟有多少效果却很难说了。…在学生没有机会广泛接触英美原著，导致缺乏感性认识的情况下，把语法分析得丝丝入扣，竟然还有在黑板上写出如数学般的公式：‘主语+谓语=句子’，这种做法的根源不得不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其实，当年虽然学习苏联，但他们的外语教学是否成功，我们是不得而知的。50年代时来了一位苏联专家指导我们的英语教学，她是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士，清瘦而斯文，住在友谊宾馆，平时极少露面，和绝大多数教师几乎没有接触。第一次和英语专业的全体教师见面是安排在临湖轩的大接待室里。…1952年院校调整后的西语系阵容空前强大，就英语专业而言，有来自清华、北大、燕京等五大院校的名教授，如朱光潜、俞大姻（注：原字为角丝旁）、李赋宁、赵萝蕤等等。他们早年或留英、或留美，英语水平都堪称一流。那天，大家聚集在临湖轩，聆听苏联专家的讲话。她用英语作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接着就用俄语讲话，再由事先安排好的译员翻译成中文。我想，我们这些名教授个个都能用英语流利地作演讲，又何需翻译呢？最令我难忘也是最令我吃惊的是，那位专家强调一个论点：所有教学，包括作业，都应在堂上完成。根据这个论点，教学中从此不鼓励学生看课外读物。”

从上文可以推测，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口语水平都没有自信，所宣扬的教学观点也是全然错误的，不知是如何作为外语教学“专家”跑到中国来，教诲起我们顶尖级的名教授的。这些名教授中，已知朱光潜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李赋宁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赵萝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绝非等闲之辈，此情此景，颇有幽默感。

由于西方会计模式和沿袭西方的民国时期会计已被废弃，当时的我国会计界也在学苏联，如《新会计月刊》的《发刊词》（1951年1月25日）中，列为第一个努力方向的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先进的国家，学习苏联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苏联会计学原理和应用的方法上有很多独到的地方，值得我们取法，尤其对于计划经济的会计处理，值得我们参考。目前因为精通俄文的同志不多，很多宝贵的会计书籍还没有翻译出来。关于会计资料的翻译，比较其他普通的文字更难，必须精通中苏两国文字并对会计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正确地执笔；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令人如堕入五里雾中。所以关于会计书籍的翻译工作，截止现在还没有展开。就我们陆续见到的资料，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各院、部、会、署的苏联专家和少数大学的苏联教授的演讲和建议书，如果我们再把它珍秘起来，不让他流传，一方面阻塞了同志们进取的道路，同时辜负友邦人士协助我们的热忱，实是不合理的举措。所以我们打算借本杂志来介绍一些苏联的会计资料，或者是原文的翻译，或者另用文字来介绍一番，我们要学习苏联经验，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第一个方向。”笔者曾见的史料，连留美博士出身的潘序伦先生都开始自学俄语，可见此风之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