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战术孰重？

这似乎是个极为浅显的问题。在战略两个字已经成为国内管理咨询的江湖滥觞之后，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家已经耻谈战术了。

即便追溯更长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满眼尽是重道而轻术的“形象高大”的案例。

回顾距离我们不到100年的一桩“问题与主义”的著名公案或许可以得到新的启示。

1919年7月，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学成归国的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文，文中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据此，胡适主张“少谈些主义”，进而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不同意“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如果不考虑这桩公案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胡适的看法显然不是全无道理。概中国之大，如何找到一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之道”？而循序渐进地逐步解决问题不恰恰是最近30年改革开放之大成就吗？

别忘了，重新改写世界军事教科书的毛主席的游击战16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显然也是一个纯正的战术问题。而近百年来发端于美国的管理科学，说到根本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时常瞥之以不屑目光的战术问题。

之所以谈这些看似与CFO们不沾边的话题，恰恰是因为在近三年多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尽管本土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仍然距离一个职业操守纯良的CFO所要求的公司治理环境相去甚远。优秀的CFO们仍然在“因地制宜”地扩展着自己的职业影响力。

当此之际，CFO们与其期望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度环境，倒不如在本土公司的职场江湖中凭一己之力纵横捭阖。

这也是《首席财务官》集多年采访CFO案例的职场经验，策划“本土CFO职场36计”的初衷，当然考虑到原版36计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契合CFO在组织中所处的实际位置，因此本文的36计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同时限于篇幅，大体择出其中重要的外六计（适用于企业外部竞争和资本运作）和内六计（适用于内部管理规范）进行案例分析，以飨读者。

又一个曾经的CFO倒下了。

就在一个月前，前新华人寿董事长关国亮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一年，终于被提起公诉。抛开纠结的案情不说，这位亲手打造国内第四大保险公司的风云人物，有着纯正的CFO血统：1983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先就职于黑龙江省财政厅，后于1992年“下海”加入民营企业──东方集团（4.30,-0.06,-1.38%,吧）实业有限公司，帮助东方集团于1994年成功上市，并出任上市公司总会计师，后来成为东方实业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并兼任东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操作上市、出任CFO、兼管财务公司、转战专业金融领域，这几乎是国内CFO们最出彩的职业发展路径。然而，在制度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如何在利益关系重大的复杂形势下趋利避害，的确是当下的CFO们需要深思的事情。

外六计

毫无疑问，资本运作过程是最考验本土CFO们职业智慧的。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资本市场上不停地上演着赢家通吃和蛇吞象的故事，买卖之间的对手们，无论对谈判心理的操纵，还是操作路径的独辟蹊径，都可以借鉴36计中的古老智慧。这其中，瞒天过海、围魏救赵、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暗渡陈仓、顺手牵羊、偷梁换柱、上屋抽梯等都是较为常见的实战策略。

一　瞒天过海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这一计的大关节处在于“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也就是说秘计往往隐藏于公开的事物里，而不在公开事物的对立面上，换句话说就是非常公开的往往蕴藏着非常机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