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粤港在审计方面的合作，目前有哪几方面？

 

邓：目前的合作主要是培训、交流方面。唯一可以看到的是，例如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铁路等这些很大的项目，港府会出钱，广东省政府也会出钱，如果需要审计的话，我们势必需要跟广东省在审计方面有合作。

 

记：如果需要共同审计这些跨境大项目，你觉得主要的困难会在哪里？

 

邓：我想就是看一下怎么分工，其实很简单，基本法说得很清楚，特区政府的工作范畴在哪里，我们的工作范围在哪里，我们跟别的部门不同，就算我们合作，也不会混在一起做，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去年四川地震，香港捐了很多钱到那边，但那些审计都不是我们做的，是内地的审计机构做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会跨越深圳河，所谓的合作就是这个涉及三地的项目，需要三地一起来做，但我主要看的还是香港这部分。

 

记：操作起来会分得那么清楚么？

 

邓：我们还没有试过，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即使合作，也要谈很多细节。

 

记：相比香港审计署，内地审计遇到一个问题是，审计是审出问题了，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深圳近年也在积极探索，想找到一条避免屡审屡犯的方法，你的建议呢？

 

邓：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主要靠机制。因为我们的报告交给立法会，政府部门会紧张，特首也会紧张，每个部门都不想年年都被立法会聆讯。其实我们跟立法会是伙伴关系，立法会需要我们的报告才可以公开聆讯，才可以监督政府，而我们也要靠他们的权力，令我们的报告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有权力去逼政府做事，但立法会有，立法会的权力是什么呢？给你拨预算，我叫你改你不改，我第二年可以不给你拨这笔预算，那就可以控制政府的行为了，这个三角就是这样运行的。

 

深圳方面如果愿意的话，就要加强立法机关的作用，尤其是批预算，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你达不到要求，审计署可以再审你一次，如果你两三年来都是那个问题的话，那我就再审你，你的部门首长就要再出来解释一次。

 

而且，每个部门回复立法会、审计署的报告，还需要通过政务司司长，这也代表了政府的重视，立法会账目委员会如果有问题，也不是写信给某部门，而是直接写给唐英年，唐英年就可能会抓那个部门的首长先问一次。深圳政府想要借鉴的话，就要加大重视程度，要有专门的高级官员盯这件事，审计能发挥多大作用，关键是看政府的重视程度。

 

“你只能希望别人尊重你”

 

记：你此前曾经在廉署工作过，现在是审计署署长，都是负责给政府“挑刺”，你觉得“挑刺”工作好做么？

 

邓：我整天都说，做审计，你很难要求人家喜欢你，因为无论你怎么说，没人喜欢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或做错了什么事，这是人之常情，你只能希望别人尊重你。

 

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署长上任的时候受到不少的质疑。

 

邓：是啊，那时候的剪报我全部都留着，有空就拿出来提醒一下自己。我那时也跟传媒说，公平一点，根据我的工作表现来评价我，我还没上班你就说我不行，那有点不公平了。

 

记：后来你第一次出审计报告，就炮轰了你弟弟所掌管的社会福利署，当时是不是借此来消除外界对你的质疑？

 

邓：也不是，跟我和你说的一样，审计署每年都有一个5年的工作计划，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而是一个集体的决定，当我来到审计署的时候，对社会福利署的审计已经做到一半了，当时我也表态：社会福利署的头是我亲兄弟，但当然要继续做啦。我也跟我弟弟说过，公事公办，在兄弟层面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是专业的，都明白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当然，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他刚刚上任，我们审的都是他未上任之前的事情。

 

记：所以也不存在戳你弟弟“背脊”的问题了。

 

邓：呵呵，我们针对的不是个人嘛，是制度。

 

记：我听说香港公务员怕审计署多过怕廉署。

 

邓：因为廉署管的是贪污，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会贪污，而且不同于殖民地时代，现在特区政府的规矩好很多。但你做错事的机会大，而我们看的就是这方面。其实，他们实际上怕的还是立法会，因为现在立法会很多时候不会给官员面子，在聆讯的时候问的问题很刁钻。十月底我的报告出来了，报告公开之后才是“戏肉”，很多官员就要排着队去立法会解释，那下面的公务员自然会怕，你的上司在立法会被人骂完，回来还不会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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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深港记者 石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