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头一回感受到了自己是个“大红人”。每天早上，他得穿过各省等着对账的人群，才能进入办公室。遇到中央点名“让项怀诚去解释”的情况，他得拎着公文包即刻启程。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率领下，改革小组用3个月的时间跑了13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账。而项怀诚也证明了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见了数字和图表就绕道的少年，他用娴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那些质疑分税制改革方案的官员。

在谈到改革功过时，朱镕基曾肯定地说，“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无疑是对当年每一位改革者的褒奖。

即便改革的过程异常艰辛，项怀诚也认为：“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已经幸福得不得了了！有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全力支持，知足了。”

一场财政的“自我革命”

“改革很难，但如果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置于一个有雄厚财力作保障的基础之上，财政必须要改革，哪怕以我下台作代价。”

项怀诚“幸运”地身处历史巨变时代，既是历史的推动者，也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在成为历史标志性节点的事件上常有他的身影。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当口，项怀诚出任财政部部长，并提出任上将要完成四件财政大事：财政总收入达到GDP的20%，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争取达到55%—60%；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公共财政框架；实行税费改革。

反观现实，当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为0.6%，接近于零，而在上一年，这一数值为21%。“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脚在汽车油门上使劲踩，车子就是上不去。”

与亚洲金融风暴接踵而至的是我国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处处喊苦、处处要钱，财政体制又面临着新一轮改革。这时，媒体笔下总是谈笑风生、乐观积极的项怀诚，开始了一段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难忘经历。

“当时财政真没钱，我这个财政部长人穷志短啊！”回忆起那段经历，项怀诚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一次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向我要钱，我一点不给不行，只能做到给一点，在人家嘴巴上抹些糖，有点甜味，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998年6月16日，项怀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提出我国应当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1998年8月，中央决定首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像当年分税制改革一样，项怀诚作为这项政策的执行者，每年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说服工作。

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据国家统计局计算，自1998年以后的连续4年里，其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1.5、2.0、1.7、1.8。在全球经济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迅速走出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速度大幅增长。

在项怀诚上任之初计划做的四件财政大事中，税费改革无疑耗费了他很多精力。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初，有人给项怀诚算了一笔账，“中央财政只要拿出80亿，全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就能干成。”不管账是怎么算的，这的确给了项怀诚很大的鼓舞。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句话给项怀诚泼了一盆冷水，“老项，我给你200个亿，你能办成，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哪能拿出200亿！”项怀诚决定，先调研。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税费制度、征管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项怀诚广泛听取了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意见，制定了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后经中央政治局通过。

此刻，项怀诚想到了应对中央财政一下子拿不出大笔资金的对策——分批试点。2000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首先在安徽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