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成功后，中央财政“勒紧裤腰带”，一下拿出600个亿，补贴农村税费改革。

也是从1998年开始，财政部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财政支出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框架。

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都是在项怀诚的主持研究下建立起来的。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做法更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灰色收入、小金库、甚至化公为私的问题。在项怀诚任部长的短短几年里，我国财政收入逐年上升，他出任部长时为9000多亿，离任时达到20000多亿，他计划内的四件财政大事也算交了差。

但成绩往往伴随着误解，项怀诚的改革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收回财政部很多灵活的财政分配权力，而财政部内部则有人认为在其他部门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财政部单兵独进走得太快，承受了过大的压力。

项怀诚感叹说，“其实，财政改革的方向是分配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公式化，真正剥夺的是财政部门的权力。改革很难，但如果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置于一个有雄厚财力作保障的基础之上，财政必须要改革，哪怕以我下台作代价。”

会计“怀诚”

“诚信的‘诚’就是我项怀诚的‘诚’，可能注定了我这个‘会计门外汉’要来抓会计的诚信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却没有来得及培养足够多符合要求的会计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诚信保障。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开表示，中国要建设中国式的市场经济，需要有30万合格的会计人员。

1998年，朱镕基将建立三所国家会计学院的任务布置给项怀诚，并告知他，“为国家会计学院选城市，最重要的标准是当地有可依托的高校会计师资力量。”

30万会计人，在项怀诚看来，不是一个指标，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诚信大环境的渴望。一场大力培养有诚信基本理念会计人员的工程开始启动。项怀诚成为这项工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三所国家会计学院的建设都在他任上完成。

北京和上海因其地理优势以及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依托，先后筹建国家会计学院。最后一个国家会计学院的名额，让很多重视会计的省市坐不住了。当时国内希望在当地成立会计学院的城市并不少，东莞是其中之一，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为此事特意进京找到项怀诚，当面表态：“我把东莞最好的地段给你做会计学院。”因为当地没有可依托的高校，这位市委书记铩羽而归。

经过考察和比较，最终，第三所国家会计学院花落厦门。“当初东莞市委书记承诺办会计学院的那块地，如今已经是东莞最火的经济开发区。”项怀诚说。

三所国家会计学院从选址到建成，项怀诚分别去了十几次，大到征地事宜，小到卫生间水箱太深、浪费水资源的问题，项怀诚都一一过问。为了解决水箱问题，他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出点子，“找点砖头或者空的可乐瓶子灌上水，塞在水箱里，占些空间，节约用水。”

尽管项怀诚为当时各省市对会计工作的重视感到欣慰，但也对会计人才的诚信现状感到担忧。

2001年，在新《会计法》实施一年后，项怀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会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检查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假账的问题。2003年，项怀诚主编了《会计职业道德》一书，用案例的方式阐述了我国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诚信品德与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