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计属性的讨论：从记账方法到会计准则

1951年，《新会计》杂志掀起一场关于会计理论基础的讨论，之后，在前苏联专家的强势介入下，会计的阶级属性成为当时学术界主导性观点。在当时《会计原理》教材编写过程中，受之前于光远主持召开座谈会的影响，在葛家澍教授的提议和坚持下，《会计原理》一书对会计阶级性的讨论，用小字加方框形式，添加关于技术性和社会性的观点。这一尝试，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鲜见同跻。当然，在文化革命之后，包括记帐方法、会计理论等在内，都被贬为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的，即便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借贷记账法，也受到批评与否定，认为其过于抽象、繁杂，人们甚至一度否定了借贷记帐法，推出包括增减记帐法在内的多个所谓“自己的方法”。

1976年之后，社会从政治斗争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经济建设，会计的作用日益凸显。当时的教材对会计方法的介绍，主要以所谓“社会主义的”记帐方法（增加记帐法、收付记帐法等）为主，会计学科处于停滞与倒退的局面。换言之，尽管动乱结束为会计理论发展带来新局面，但会计界对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视为“禁区”，如记帐方法中的借贷记帐法、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包括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理论能否为我所用)等等。正是在这一特定环境下，葛家澍教授于1978年4月份在厦门大学校庆的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通过追溯记帐方法产生的历史、传播路径，以及记帐符号、复式簿记原理的讨论与分析，提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强加在借贷记账法身上的种种罪名不能成立”；否定借贷记帐法，实际上是割裂了会计发展的历史，拒绝学习和吸取外国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不纠正这种错误，对于努力提高我国会计工作水平……妨碍很大。该文后刊登于当年的《中国经济问题》上。

“名誉”一文的发表，在当时会计学术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被誉为打响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原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郭森麒语）。从时间顺序来看，早于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刊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的记帐方法讨论，逐渐趋于平息，学术界普遍认定会计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也正是这种讨论与思想解放，直接推动了1980年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废止增减记帐法，全面恢复采用借贷记帐法。

如果说，记帐方法的阶级性讨论，因为其技术性特征明显，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那么，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理论是否有阶级性，是否存在属于“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准则），“社会主义的”会计理论是否显著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这在当时又是另外一个“禁区”，甚至可以说是更深层的、难以逾越的“禁区”。经过近30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控制，当时思想界对可能与资本主义沾边的任何内容，都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当时讨论会计原则的论文，将社会主义、阶级性、群众路线等作为会计原则的一部分，强调阶级性是社会主义会计的三大原则之一，并进一步将阶级性细分为政策性、群众性等。也就是说，经过借贷记帐法属性的讨论，会计圈已经对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达成共识，但往前一步：会计理论、会计原则等是否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特征，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解放，股份制、上市公司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会计界如何讨论并制订相应的会计原（准）则？

1981年4月，厦门大学60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葛家澍教授报告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之后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这篇文章开篇就提出，“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继承性”，认为区分“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实际上否定了会计学科的继承性；“公认会计原则”是对财务会计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经过严密的讨论之后，葛家澍教授提出会计是“没有国界的”。在该文的直接推动和大量学者的努力下，逐渐地，会计原则的研究趋于学术化，那些所谓阶级性、群众性等的标签，也逐渐退出学术讨论。

上述两篇论文对1978年之后中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正常学术论文评价的范畴。按照标准的学术论文评价，引用率等会成为主要标准，鉴于中国相当长时期里文献的引证不规范，我们很难全面观察到“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和“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的引用情况，但是，它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为之后全面深化会计改革、制定并执行会计准则，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会计理论继承性、会计无国界、会计原则没有所谓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就很难想像会有后来包括引入会计准则在内的多层次会计改革。尽管这一系列会计改革，并不能归之为一篇或两篇论文、一个或两个人的贡献，但是，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葛家澍教授这两篇论文的推动，至少在会计领域，这一进程到来的速度会放慢。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改变我国会计发展进程的两篇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