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展先生以其受托责任学说为基础，认为：近代审计，是近代民主的产物。无论国家的国体或政体如何，国家审计，从其最本质的方面来看，都是巩固阶级专政的有力手段。如果把国家审计只认为是一种单纯技术性的、事务性的工作，就不可能认识国家审计的真正意义。

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资源为人民所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是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将人民公有的国家资源，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委托给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该级人民公仆(各级人民政府和他们的工作人员)，按照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年度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所反映的人民意识，去经营管理。从法理上说，这就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同级人民政府发生了委托和受托关系，各级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之后就不言而喻地应以最大的忠诚，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最低的资源耗费，最多、快、好、省的结果，完成人民的托付，并向人民报告，接受由同级民意机关产生的审计机关进行的审计监督。因此，杨先生认为，受托责任是一切审计工作的出发点。他认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

杨先生认为，在现代民主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受托责任一般包括如下内容：⑴负责以最大善意，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国家的任务，并遵照法律手续，进行因执行任务而发生的财政和财务资源上的一切收支，登记帐目，按期据实报告，绝对不允许一切以权谋私的行为。⑵负责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管理上项资源。⑶负责使前项资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地达到预期目的。

杨先生认为，按照受托责任的要求，责任人对于责任完成的结果，要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会计报告就是这种书面报告的一种主要形式。责任人虽有权提出报告，却无权为自己最后认定。一切认真的责任人，为了向人民表白自己是忠于人民托付的，是努力体现人民意志的，并因此希望得到人民的连续信任，都希望人民对他的工作全面审定一下，以解除他对人民的责任。而委托人也希望了解，受托人是否真正忠于所事。为此，古今中外的经验都是；由国家专门设置一个独立于责任人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独立于委托人的机关，来负责验证。这一独立的机关，就是国家审计机关，对责任人完成受托责任的验证过程，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过程。对责任人的财政、财务行为，凭确实可信的证据，判定其是否以最大善意符合人民意志，就是现代国家审计的基本任务。

杨先生认为，我国恢复审计工作以来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都是和对国家审计的本质认识不清有联系的。如何设计良好的审计体制，以保证审计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杨先生认为，审计机构必须要独立于受托责任人的权力干预之外，要向委托人直接报告审计结果。而各级审计机关独立于各级政府之外，是人民对政府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的条件，也是使政府工作增加透明度，使人民充分理解，得到其信任和支持的条件。政府自己花钱，自己办事，而又自己审计，决无结果！非但没有结果，有时甚至比不审计还要增加人民的不信任感。

基于上述认识，杨先生明确认为：我国的审计体制应向着独立于责任人，向着取信于人民，听审于民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会计的现代化

杨先生认为，中国会计的现代化，只能顺从于一个唯一的目的，即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此，我们不能不问中国的国情，不问是否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所必需，对国外的东西，一切照搬或一概反对。中国会计的现代化，要求会计主管部门、会计理论界有一个现代化的头脑和紧迫感，有一个明确的生产力意识，“唯生产力论”，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