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会计向何处去

中国会计发展的道路问题，是杨先生会计思想上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杨先生把解放以来中国会计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1958年是学习苏联的时期；1959－1978年是破除迷信的时期；1979－1992年是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时期；1993年后是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时期。四个时期，走了四条道路。正说明中国会计受“左”的干扰之深，以及走上今天这条健康发展道路的不容易。

杨先生认为，“左”突出表现在“会计的阶级性”问题上。他的文章有不少是针对会计的“阶级性”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而写的。

他从受托责任学说出发，认为会计学只是一种研究客观地计量受托责任完成情况，加以控制、据以决策的量具，无论由哪个阶级来计量，结果都应该一样。结果不一样，是由于计量的人有阶级性，使其结果受到歪曲，而不是会计这个量具本身有什么阶级性，也不是研究这一客观计量规律的会计学有什么阶级性。量具本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一个为谁而量的问题，没有一个因谁而异的问题。因此，杨先生认为，问题不在于讲究什么“会计的阶级性”或“社会主义会计”、“资本主义会计”、“苏联会计”、“美国会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生产关系。

中国会计有没有中国的特色？杨先生说，当然有。中国的国情、法令、制度，乃至历史、文化，和西方各国不同，中国的会计必然含有中国的特色，这不奇怪。世界各国的会计制度，有人把它分成五种类型，其实，这只是大概，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地区的会计，无不各有特色。问题在于怎样看待这些特色。

杨先生说，中国会计有中国的一些特色，是一回事，而某些人所主张的中国应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又是一回事。正如承认某个人的特点是一回事，肯定、欣赏这个人的特点又是一回事。

由于中国会计过去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特色，使中国会计无法适应中国改革开放之需，所以，曾任财政部部长和中国会计学会会长的王丙乾同志，在1992年6月《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和同年7月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文章，就不再提“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字样，而改提“建立适应并报务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会计体系。”杨先生认为，这就宣布了“建立中国特色会计体系”时期的结束，从而使中国会计开始摆脱“左”的困扰，有希望走上一条健康发展同时必然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的道路。杨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会计改革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中国会计思想解放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杨时展先生著述丰富，任教数十年来写的讲义、论文、译作，积稿盈筐。其学术论文，抒发自己的见解，内容新颖，才辩滔滔，文辞流畅，为读者所折服。

50年代，在会计学术方面提倡向苏联一边倒，在差异分析中应用联锁替代法时，苏联学者均主张替代有序论，杨先生根据党的“双百方针”精神，于1954年、1957年先后著文，提替代无序和不联锁的观点。他的文章和他在当时条件下不“唯苏”的精神，引起我国会计界的极大震动。他在这两篇论文中的观点和论证方法，60年代后被美国知名学者如C·T·Horngren，M.Chatfield的成本会计学，R.M.Garrion，L.R.Amey等的管理会计学，H.Bierman等的管理成本会计学，乃至J.Bullach的会计师成本手册等所吸收，成为定论。

杨先生历年所撰的论文有：《成本会计的任务》、《现代会计对传统的挑战》、《效益十策》、《微观效益基本》、《目标——宏观控制的关键》、《国家审计的本质》、《审计公设刍论》、《现代会计的本质》、《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综合经济效益会计》，为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文硕《世界审计史》、《西方会计史》和为自己主编的《中华会计思想宝库》所写的序，以及近年来的《论会计人员的思想解放》、《信息系统论一评、二评和三评》、《会计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问题》等，这些论文无不以见解透辟，文辞犀利，受到读者注意，广泛传载。

近十年中，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之需和国内读者对西方会计、审计知识的渴求，杨先生又翻译和悉心审校了peland与P.E.Dascher合写的管理会计学，J.A.Tracy的财务会计学，R.D.White和R.J.Mcvicar合写的政府审计学，A.A.Arens等人合写的审计学等200万言。

杨先生除了教学和研究，也致力于我国会计教育的改革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杨先生恢复教学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事会计教学的改革工作。他于1980年提出了我国大学会计学系的第一个教改方案，办排众议，将30多年来“老三门”的体系，改为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电算化会计为主的新体系，并按照洋为中用的精神，大胆采用英语教材，使会计系的研究生们在专业、英语电算方面，有较大的适应性。

在1982年，我国准备推行审计制度，杨先生由财政部指派，同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合作，开班培训我国解放后第一批审计骨干人才和师资。杨先生亲自拟定了这个班的教学大纲，和澳国专家一起上课，收到良好效果。1983年回访澳国期间，又和澳方商定，派遣数十名青年学生赴澳学习，进一步为我国会计审计人才的培养，增添力量。

杨先生平易近人，却又刚正不阿，直言无忌，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政协任职期间，他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党和国家，提出过许多直言不讳的意见和批评。他从受托责任学说出发，力主加强国家一切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观念。

杨先生反对巧言令色，反对投机取巧。他把他的居室称为“拙庐”，经常勉励自己笨一点，再笨一点。学术上，他主张兼收并蓄；行为上，他要求知耻、制欲。他把“博学于文，有容乃大；行已为耻，无欲则刚”16个字作为自己立身治学的座右铭。

1987年，他应中南财经大学校报的要求，写了《我这几年》这篇文章。文章的结尾说：“我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人生到底应该怎样来度过才算有价值？会计上，资不抵债要破产，我想人的一生中，如果奉献不抵享受，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破了产的没有价值的人，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一个人格不高尚的人。这个想法经常会使我想起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出、处、辞、受4个字上那种十分严肃、守身如玉的功夫，并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一点我并不总能做到的比较不苟的态度。对一些不该伸手的事我想伸过手，会使我感到羞耻，对某些场合一些人不想捅出来的话，我有时忍不住会捅出来。一个人，当然最好既是智者，又是仁者，但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在这种场合下，过分聪明的智者，似乎往往就很难同时又是道德上完整的仁者，这时，尽管我往往做不到，我总设法勉励我自己笨一点，把砝码放在不致使自己太无价值的这一边。”

这就是杨时展先生，一个须眉皆白的执拗的学人，一个令人十分尊敬的老师，一个以“真正的人”来要求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