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本命年

九九年是兔年，是我的本命年，人常说本命年难过，常常会有一些倒霉的事情发生，所以为了企求平安，我老婆特地买了两条红裤头给我穿，说可以避邪。本来我们那里的风俗是说系红裤带可以避邪，可是我根本不可能系红裤带，所以我老婆就以红裤头来代替，希望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年能够平平安安。可是事与愿违，它不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真的遇到了一个倒霉的本命年，而且是祸不单行。每每想起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既有大喜又有大悲，但总的说来，却是悲多喜少，并且那些悲都是刻骨铭心的悲，那些喜却是让人不能开怀的喜。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是我永远的伤痛，也使我永远地不能原谅自己，更加永远地不能忘记。

九九年买房子和结婚我用了近十万块钱，可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现款才六万块钱，其他的都是借的。当时别人欠我的钱有两万多块，可那都是短期内无法收回的，没办法，我也只好借，所以这一年上半年，我又变成了一个负债户，而且这负债就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完全摆脱。结婚是个幸福的事情，我的蜜月也没有外出，就在家中度过，可我是一个有债必还的人，而且是常常记着的人，所以这也就使我的蜜月生活一直存在着一个忧虑。我的一个同学本来说可以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可在我等待两三个月后，他越来越没了消息，后来我也就再没抱什么希望了。渐渐我明白了，如果想在家乡找一个像我以前收入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就是一半也难，何况我还欠了三万多块钱的外债，我必须找一个收入较高的工作，才能保证生活，才有可能还债。于是，在蜜月刚满的第一个礼拜，我抛下了妻子，只身再创广东，寻找我的第二次打工梦。

重返广东之前，我又回了一趟老家，母亲看我的脸色不好看，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当我把我要再去广东的想法告诉她时，她也没有言语，只说了一声：那你小心点，也想开点。我知道当时母亲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因为能用的钱都让我用光了，身边的几千块定期存款因为十二月份到期，马上取出来利息损失太大，她又舍不得取，再加上有两千块农村基金会存折因为农信社闹“经济危机”也取不出来，我又没有钱可给她来零花，所以我也只好默不着声地就走了，我想她应该也明白这些，何况我更急的是赶快到广东找到工作好挣钱寄给她。同样，我也没有留多少钱给我老婆，我老婆的一点存款也让我们用掉了，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次离开了家乡和亲人，只身开赴广东的打工阵地，这一次，我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故地重游”。

在向“故地”的列车上，我遇到了这一次征程的第一件倒霉事，也是这一年里随后一连窜倒霉事的第一件。从陕西到广东，要过三个省，河南，湖北，湖南。在河南，湖北两省的途中，我并没有下车，可到湖南的衡阳站时，刚好天大亮，我想吃点东西，就忘掉了以往在厂里同事再三告诫的衡阳不能下车的事情，下去买了一份饺子吃，买饺子的时候我掏出钱包付了钱之后就将钱包放回口袋，可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被小偷盯上了，在我刚端着饺子往车上走的时候，后面有个人从我身旁很快地走过，而且撞了我一下，我正想骂一句，那个人却已经走远，我就没有骂出来，可当上火车时，觉得不对劲，立马腾出手来摸了一下裤兜，发现钱包不见了，回头下火车那里还能找到什么小偷，只觉得对面一个空火车上有人在看着我，也不敢去问，等久了又怕火车开了，只好又回到火车上，心情可想而知。钱包里没有多少钱，因为我出门一般不会将钱放在一个地方，钱包里只是放一些零用钱，而我另外的口袋里还有一些钱，这样做是为了遇到状况时就不至于濒临绝境。但是钱包里却有我的身份证，这年头出门如果没身份证后果可想而知！我真的希望小偷，你拿我的钱，可将身份证给我留下呀！当然，这样幼稚的想法也只能想一想也就罢了。

重新回到了东莞，我选择了我原来做过的工厂附近栖身，但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让我老婆赶快给加急办一个身份证，寄到一位老乡那里，因为如果没有身份证是没有办法找工作的。

再一次找工作的经历并不是很顺，不过由于已经有了前面的经验，所以也不像以前第一次那么盲目。我带的钱也不多，只好向以前的同事老乡求助，所以我的负债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是一直增长的。同四年前一样，我还是住旅馆，每天固定要用几十块钱。最初我用一个老乡的身份证找工作，可找了好几天一直没有眉目，再加上夏天天气非常热，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太多的外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老婆将身份证给我寄来了，而我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近处的老乡没有发工资，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于是我就去了一个稍远的老乡那里求助，顺便看一下她那里有没有什么机会？结果机会是没有，钱却借到了，我拿着借来的几百块钱，小心翼翼地往回赶。到东莞人民公园门口等车时，天色已经快要黑了，等车的人很多，车也好久不见过来，我一边摸着装钱的口袋一边盘算着是否坐个摩的回去，因为坐摩的回去要十块，而坐公车回去只要一块钱，思量了再三，我还是没有下决心坐摩的回去，心想多等会，坐公车还可以省我一天的饭钱。等到天马上就要黑的时候，终于有一辆我要坐的公车开过来了，可人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加上在这里等的人那可就要暴满了。我在跟别人后面挤着上车的时候还在想我是不是要坐摩的回去，这辆车真的人太多了，我手中还拿着重要的用快递信封暂作的文件夹，里面装着我找工作用的证件，又怕有小偷偷走我的钱，因为这么多人我真的无暇顾及我的口袋，就这样一边跟着上车，一边心情矛盾地想着，可等不到我最后决断，我就被后面的人推上去了，于是我也只有奋力地占据了一个离门口不远的地方，然后一只手紧抓住栏杆，一只手紧抓住我的文件夹，再向四周观察，觉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好不容易坐车的人都挤了上来，车门也关上了，车开始启动了，我的心情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等待着目的地的到来……车到下一个站停下来的时候，我身旁的一个小伙子大喊“有下”就往下挤，刚开始我没有在意，可回过头来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对劲，赶紧用抓护栏的手摸了一下口袋，糟了，我的钱不见了，那一刻在震惊的同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即大喊下车，我冲下车后抓住了一个穿灰衣的小伙，可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刚才那个小伙，我赶紧放掉他又往别处找，可那里还能找得到呢！我傻呆呆地在那里徘徊了好一会儿，等心情平静下来，那时我感到天都是跟我作对的，平时看起来绚丽的城市灯火却像是鬼火，周围的人似乎都是坏人。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十多天前在火车站，而这一次是在公车上。以前有钱的时候，身上装着几千元都没有被偷过，可现在最需要钱的时候，身上仅有的几百元也被偷了，更何况这还是刚刚从老乡那里借来的，一分未动的活命钱，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郁闷了。后来，当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想起我上面口袋里还有十元钱，有了这十元钱我就可以不用走十几里路回去了。

回到旅馆，还好，当天的店钱上午已经付过了。我用了一块钱打了电话给我近处的老乡，请他无论如何先借一百块钱给我，并且将发生的情况大概告诉了他。后来，凭着这一百块钱，我才渡过了那几天难熬的日子。

一个多月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是我们以前工厂的一个客户，老板是美籍台湾人，因为这几年在大陆赚了些钱，就买了地皮自己盖了厂房，要开工厂。我应聘上了生管科长，工资和我以前差不多，谈好月底去报到。在我要去报到前的这一段时间，我和以前的一些同事一起租房子住，他们是刚从那个工厂辞工出来的，因为老板的弟弟，也就是生产经理自己要开工厂，要他们去帮他干，所以他们在等着新工厂的开张。因为老板的弟弟也比较欣赏我，并且非常希望我能跟着他干，所以那些同事就鼓动我说不要去报到了，让我和他们一起等新工厂的开张，然后大家在一起好好干一番事业。虽然我并不看好这位生产经理，但是确实想独当一面，干点事情出来，好证明一下自己，因此我就动心了，后来到月底就没有去报到。九月初，二号的这天下午，以前工厂的一位老乡让别人稍了个话过来，说他那里有给我一封家信，让我赶快去拿。我的心突突地快跳了起来，自从出来一个多月我还没有跟家里写过信，特别是最近由于工作还没有着落，所以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我不知道这封信会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收到的信肯定是有急事的。

拿到家信，用颤抖的手撕开，展开信纸，一看，“啊！母亲病重，速回！”是我老婆来的信。信中说不知道如何联络我，我也没有打电话回去，只好这样转信给我，信是八月二十七寄的。我赶快到电话亭挂了个长途到邻居家，邻居家的小妺又告诉了我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妈病故了，是昨天去世的。”我晕了！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出电话亭的！又是如何回到住所的！我感到天旋地转！我想哭，却不知道如何哭？我流泪，却总也无声？我心痛，不相信这是事实！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狭小的房间，失神地坐在床上望着对面的同事和老乡，我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哭？但眼泪却已经模糊了眼睛！我决定明天一早，马上赶往广州坐火车回家，没有钱还是向老乡借。

这一晚，我无法入眠，眼泪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眶，母亲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晃动，特别是她那饱经沧桑布满皱纹的脸和被岁月熬白了的头发，还有那总是因为气管炎而固有的气喘声，以及走路时走一段歇一段的情景。我回想起小时候，在夏日乘凉的院落里，她指着天上的星星对怀中的我说，只要你考上了大学，你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叫文曲星，那时候我是多么地想当一颗星星啊！在我十四岁考上中专时，第一次出远门上学，半年才回一趟家，临走的那天清晨，母亲早早就起来帮我收拾东西，给我做临行前的早餐，目送着我离去！中考在县城复试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没有向她打招呼，就在温习后自己单独跑去了考场，却把她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并抱怨说我还没有吃早餐呢！还有许多许多……我不敢放开我的思维，因为我不知道那里是个尽头，并且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否足够流！

我回到家时，母亲在前一天已经下葬了，并且已经多等了我一天。因为天气热，而她在临死前又是带着绝症的身子，所以就不敢再等，赶紧下葬了。而我也就无法看她最后一眼，从而留下了永久的痛，并且他们说母亲临走前因为没有看到我，眼睛都没闭上。父亲见到我时，只是痛哭流涕，抱怨我为何一直没有消息，我只能无语。姐姐和哥哥见到我，劝我不要伤心，说母亲走了对她自己也是一种解脱，因为她已经实在无法忍受那个疼痛了，而且医院也是无能为力了。可是我们大家都明白，她不想走啊！因为她还没有看到她最爱的儿子，更没有真正享受过她儿子为她创造的幸福！

哥姐提醒我赶快去看看妻子，说她正在打吊针呢。妻子确实正在打吊针，面色有些苍白，人明显瘦了。她的同学已经告诉了我，说我走后不久，妻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正处在困境，况且我不在身边，又没有消息，于是在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后，她和她的同学商量着把孩子给打掉了，因为她是吃药打的，所以后遗症较多，所以就一直不舒服。后来为了这件事，她没少被亲戚朋友埋怨过。可我不怪她，我也无法怪她，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理由去怪她。

傍晚和妻子一起去为母亲烧纸，跪坐在母亲坟前，我空前地释放了自己，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边回想着母亲的音容笑貌，一边诉说着做儿子的心肠。妻子无法阻止我，也不想阻止我，她也很难过，但她并不像我如此地伤心。母亲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她是得癌症去世的，她的病是以前留下的病根经过日积月累而变得无可救药的，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前面注意一点，带她到医院多检查几回，也许早就发现病根，也许她还可以多活些年；如果我在上次从广东回来后的那段日子里，心思往这里想上一点，也可能及早发现，及早医治，也可能不至于给我留下这样永久的痛；如果……我觉得这一切罪过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因为我没有做到为人之子应该做的孝道，我愧对母亲。我也更无法接受失去母亲的现实。我甚至在母亲坟前冲动地说：

“妈，因为我的不孝，才使你得了这样的病早早离去，我对不起你，你今年五十九岁，那么我也就活到五十九岁，如果到五十九岁的今天，我也就不活了，去陪你，这样可以弥补我的愧疚！”

后来，为了这句话，我老婆跟我急过，她说你活到五十九就不活了，那我怎么办？你是不是让我也不要活过五十九？我无言以对。

当然，我也明白，如果母亲知道也会骂我的，她不会希望我这样的，她只会希望我越活越好！我那也只是一句气话而已，气不过自己而已。

十多天以后，我处理好家中的事情，又返回了广东。母亲留下的两张存折，我一张留给了我哥，让他用来弥补母亲去世及看病的花费，另一张留给父亲，想让他手里有点钱，心态也平稳些。做这些事情时，我没有同妻子商量，而妻子手中也没有钱，我说你自己想一下办法吧！因为我想她的办法总比我家里的人多一点，她家的情况好很多。对此，她的确不高兴，不仅是因为我做这些事情没有同她商量，更是因为我把钱留给家里人，而自己却没有钱用，四处乱借，债台高筑。可我想，我挣钱应该比家里人容易些，我应该多承担一些，给他们把钱留上我出门在外心里也放心些。

老板弟弟的工厂并没有那快开工。后来了解到的真正情况是他手中暂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开工厂，他所说的那些宏图和设想，目前还是无影无踪，唯一可信赖的就是以前的同事因为和他合伙已经拿了十几万块钱给他。这边工厂开工还没有着落，那边的机会却被我已经失去，暂时又没有别的更好的机会，我只有耐心地等待。还好没有钱用的时候，老板弟弟会给予帮助，他也让我们耐心等一阵子，说很多方面的工作他正在努力着。可这一等就是四个多月，而这四个多月，我和我以前的同事经受了广东暂住证制度和收容制度的“洗礼”和“考验”。

我们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就在当地租房子住；又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无法办到暂住证。可那时候当地查暂住证是经常的事，通常是在晚上到出租屋里查，建筑工地上查，大街上查，录像厅里查等等，有时甚至有的当地治安人员大白天碰到人也在查暂住证，如果没有暂住证，外出的时候一定是战战兢兢的。恰恰这一时期又有大批的无工作无暂住证之流，同我们一样在四处找工作，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被抓到治安队、派出所或者收容站。如果在治安队和派出所有人拿钱赎你出来，那么就会少花一点钱，你只会受一个晚上的罪；而如果没人赎你出来，就会将你送到收容站，到收容站如果有人赎你出来，那么就要花上二三百块，并且你还要被收了钥匙、手表、皮带等随身物品（没有还的），关在收容站的黑牢里，有可能还会受到“牢头”的折磨；如果在收容站三天内没有人赎你出来，那么你就会被送到樟木头劳改场去修铁路，修上三个月，再把你遣送回原籍；如果你走完这全程，不被活剥层皮也肯定是已经不像人样了。可以想象这就是当年大多数来广东的打工者，也就是今天广东成就的广大一线建设者们所遇到的普遍的生存环境。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他们还是要在这里忍受这一切，也许多少年以后，他们的后辈再也不会了解和不能想象父辈们当时遇到的情况。为什么近几年珠三角地区总是会遇到民工荒？特别是东莞？难道真的中国没有劳动力了吗？显然不是的。那是因为新一代的劳动者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或前辈们那样，那么能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被人歧视甚至于折磨的生存条件。即使现在已经废止了原有的收容制度，身份证也起到了它真正的一部分作用。当年身份证被在广东视为无物的时候，广东省每年用这样的手段可以从外来打工者身上剥削到数以亿计的人民币，这些钱养肥了许多人，而当今天，这些行为没有法律或制度支援的时候，想办一个暂住证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以前多拿点钱很快就可以办下来，且不要求很复杂的手续，而现在在只允许收工本费的情况下，暂住证想办下来，正规渠道所等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手续更复杂了，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经济动力了。

这是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给我的感觉就像不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一样，我们就像那些留在美国但没有绿卡而随时会被移民局抓的人，战战兢兢地过着每一天。我似乎很“幸运”，没有“荣幸”地经过上述的全程，因为我生平唯一一次进收容站后就被同事给救出来了，在此之前我还进过治安队四次，都是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到治安队的那四次，每次都是在治安队的院子里蹲上一夜，然后第二天早上交钱走人，刚开始是五十块，后来涨到了一百块。而被抓进收容站的那一次，因为可能当局正在搞什么统一行动，所以连治安队都没去，直接去了派出所，到派出所填了张表，就立即被像拉猪崽似的拉进了收容站，刚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后来旁边的人告诉说这是收容站。我和一位同事被抓了进去，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被责令蹲下，被点了数，然后每个人解下皮带，手表，钥匙等物品，被鱼贯赶进一间黑屋子里。屋子里没有灯光，刚进来时眼前一片乌黑，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摸索着各自找了位置坐下，后来通过铁窗外面透进来的灯光才看清楚了里面的情形，这是一间有上下层的临时牢房，从门口进来，中间是走道，没有床，两边是用砖和水泥铸成的像土炕一样的台子，台子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右边台子的尽头是马桶，有一个一人高的墙隔着，左边台子被通往上层的楼梯隔开，分为前后两部分，楼上的情况不清楚，有人告诉我们说楼上有来了很久的牢头，劝我们千万别上去，我们就自然不敢上去了。我们每个人被发了一块毛毡，因为人多根本就不可能躺下，所以只好放在屁股下面坐着，后来又进来了一批人，里面就更挤了，每人只有屁股大的一块地方容身。夜深了，里面静了下来，已经有疲劳的人睡着了，不时地发出鼾声，可我怎么也睡不着，窗户没有玻璃，冷风从外面吹进来，时不时地还带来马桶的臭骚味，令人又冷又不舒服，所以更睡不着。我虽然担心明天是否会有人来赎我，但是我的心情也并不是很差，我甚至觉得我这是在体验生活，诸葛亮的话不是说得很切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筯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难道不正是我现在的处境吗？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集中到一个很大的像礼堂一样的大屋子里，排列好，坐下。屋子里黑鸭鸭地坐满了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我们每人被发了一支圆珠笔，然后就填了一张简历表，我很认真地填了那份表，可最后交上去的时候，人家给了我白眼，那意思似乎是讲：“填那么认真也没有用！”后来，表填完了之后，有人宣布：“要打电话的到那边去排队，每打一个电话十块钱，且每人只能打一次，一次只能拨一个号码；要吃东西的到前面来买，有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供应；如果自己觉得没有人来赎的话，就到前面来报到，下午送去樟木头；不打电话不吃东西的靠后面站……”后来我的那位同事去排队打了电话，中午的时候其他同事来将我们俩赎了出去，每人二百五十元，我们在里面呆了差不多十二个小时。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许多人没有人来赎，而且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赎，我想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有去走完“全程”了。

此后，没有多久，老板弟弟不想再让我们受这份罪，也不想再花更多的钱来赎我们，就把我们安排到他朋友的一个小工厂里暂时住下，并在工厂饭堂里吃饭，这时，我们的生活和安全才有了着落，只等待着新工厂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