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厦门大学后，葛家澍与顾准仍然保持通信联系。1982年，顾准的遗著出版后，葛家澍感叹说，我们会计界也有个“王勃”，在写作之时不过弱冠之年，但写出的文章却是字字珠玑，为世人所传诵，只可惜英才天妒！所幸对顾准认同的“会计学的主要属性是技术性”这一观点，葛家澍一直坚持了下来。经过“文革”十年中的重点批斗，葛家澍尤以为然。1978年，他率先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 —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一文，以“记账方法”作为会计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指出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并不带任何阶级性。

这篇文章给当时的中国会计界投下了一缕复苏的曙光。业内称赞其为会计界“打响了拨乱反正的第一炮”。以此为发展，葛家澍于1981年发表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这篇集大成的经典之作，指出会计学是一门探讨微观经济信息的提供方法（主要是探讨财务信息的提供方法）的科学，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技术性是其本质属性。这为会计界的全面思想解放，更为全面介绍与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成就会计

当知道自己成为新中国首批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时，葛家澍缘何惊讶不已？葛家澍坦言自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1956年，他曾是建国后厦门大学提升的第一批副教授，1978年12月，他成为福建省第一批被提升的教授。1982年,他又被批准为新中国首批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两名之一）。

而成为首批博导，是最出乎他意料的。虽然当时已经带了几位研究生，但学校并没有把他列入博导的申报名单。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刊登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各学科评议组第一届成员名单”中同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两报对看，有我的名字不假。要知道，除我之外的13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师或前辈专家。”后来，葛家澍想明白了，可能是自己被认为既代表会计学科又代表统计学和财政学等学科的缘故。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葛家澍真正开始把目光投向国际会计界。在他和几位同志的努力下，厦门大学经济系率先开展了与加拿大的学术交流，派遣了部分年轻教师到加拿大攻读MBA学位。

这其中就包括现在厦门大学的副校长吴世农、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黄世忠。而他本人，也于1989年到加拿大访学，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