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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进入上海当时有名的私立大同大学学习会计,石人瑾先生和会计结缘,整整有68年了。在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见证了新中国会计教育跌宕起伏的历史。“由于战争关系我高中没好好读,数理化没有系统学习,考理科不行,没办法就考了会计。因为会计当时是最热门的。上海银行多,商店多,搞会计毕竟找工作比较方便。”解放前上海的大学用的会计教材全部都是国外的,都是美国大学里的英文书。“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很快就和美国接轨了。”1978年,上海财大复校。“第一件事情就是教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材都没有了,封、资、修,不好拿来教的,都批判掉了。”但是,是否回过头来用美国的会计体系,有很多争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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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评价,叫做名不符实。当然从健在的老一辈的会计学者来说,我是比较老的,跟我同辈的现在都先后凋零了。实际上,我感到我也没有做什么工作。”面对晚辈,92岁高寿的葛家澍老先生这样谦虚地评价自己。[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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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4岁的葛家澍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毕业,留校任教。此后,他提出的会计对象“资金运动论”、会计本质“信息系统论”,从当年的“另类学说”已成为如今中国会计学界的主流学派。他始终坚持会计的“无阶级性”,1978年发表的《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为借贷记账法在中国会计界的广泛采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的研究,为会计学的“西学东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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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在当时的上海,爱国青年们不愿意就读汪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让国外教会大学的招生繁荣起来,常勋也就走进了这座美国教会学校学习会计。这段求学经历是弥足珍贵的,也是他后半生重新开启事业之门的一把钥匙。[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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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材到授课,圣约翰大学的教学是全英文的。他并没有想到,这段坚实的英语学习,带给他的人生影响是祸福相依的。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背上反上革命罪名锒铛入狱的诱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又成为他后半生事业中的福音,常勋后半生事业的辉煌成就与英文优势一直密不可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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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坎坷,我这一辈子做过两次牢,日本人的牢房,还有就是人民政府的牢房。做过两次牢,判过两次刑。”这是常老对自己前半生的评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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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问及他对后辈的期望时,他说:“好好工作,报效祖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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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玉林,于玉林形容自己职业生涯一共有四个关键阶段,在湖北恩施百货公司的五年亲自参与了土地改革,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会计的年轻小伙子成为了一个不懂就问、勤学肯干、领导赏识的财务负责人。第二阶段是1956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四年寒暑从未归家的他积累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文革时期开会计短训班给了他教学与实践结合的便利,他先后到天津市中小企业100多家调查学习,了解实际会计工作。最后是他带头相继成立的一会、一刊、三个研究所和三个研讨会。[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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