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黑格尔

5.1趋同:民主政治的勃兴

在通向国家现代化的大道上，行进着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一支是在病态和困境中不断调整、更新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大军；一支是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中相继突破出来的无产阶级大军。尽管他们的国体或政体各不相同，但在建立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在财政经济体系上，基本上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

使国家审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冲破旧的专制制度的樊篱向前迈进，这样一种不懈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

我们认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在这项伟大事业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近代世界民主政治的蓬勃兴起。

在专制制度下，国王或皇帝居于金字塔之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笃奉着君权神授的信条，他们极力宣扬这一权力来自上帝或天。国王或皇帝的调节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二是遏制官僚机构的腐化。但是，能否说由于有了皇权的调节作用，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以保证官僚机构长期有效地运转下去呢?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人类任何控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当人们引进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某一类问题时，往往又会引出新问题、新弊病。正如童话中所讲的，魔法师让狗去看管羊群，为了监视狗不出差错，就命令一根棍子去监视狗，但怎么又能保证棍子不出毛病呢?国王或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调节作用固然是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有效控制力量，但是又怎么能够保证国王或皇帝不腐化呢?事实上，由于国王或皇帝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上面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控制它，所以，历史上国王或皇帝往往成为腐化的核心。上梁不正下梁歪。昏君常常是贪官污吏的总代表，是吏制腐败的加剧者。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权力的专横和腐化、欲望的失衡和泛滥。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虐，从政体上讲是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一切人都是他的臣民和奴仆，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抗衡或能够牵制他的合法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除非采取宫廷政变和公开起义这两种暴力反抗的形式。但周而复始的是，罪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建筑其上的封建专制，对于“政变”和“起义”而言，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治流而漏源的历史闹剧。正是基于这一严酷的事实，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政治思想家寻求着政制运行的最佳方案，企图通过不同机构的设置来保障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求得最大限度的政治协调和经济平稳。

从14—15世纪起，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们向窒息着人类精神的封建专制制度，尤其是君权皇治这座壁垒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N.马基雅弗利(NioloMachiavelli，1469——1527)于1515年出版了《君主论》《IiPrincipe》，并于1531年出版了《罗马史论》《Disrsi》。（北冈勋杉本稔著:《政治学序说》御茶の水书房1987年）前者专论君主或专制政治，后者专论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被誉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先驱读物。16世纪，以法兰西斯科·浩特曼、朱理·布鲁塔和鲍埃西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组成的“反暴君派”，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尖锐地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反社会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切取决于个人专断，人民无权参与管理。所以，他们指出了“主权在民”、“政府契约”、“自然权利”和“人民在国王之上”的新思想，并从主权在民的原则中作出了必须限制王权的结论。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洛克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其成名之作《政府论》(上)(下)中，总结了资产阶级夺权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权分立的思想，从而确立了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颇具生命力的命题——“三权分立”。他认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倘若在同一人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那么，他们就容易不遵守自己所制订的法律，因而需要分权。这种分权，实际上是要求限制当时的王权，使自己代表的资产阶级能够从中获取部分权力。但由于他是一位君主立宪制拥护者，又极力保护王权，因此，洛克的分权学说实质上是一种带着阶级意义的等级分权。这种分权具有两重性，它既有利于资产阶级贵族和平民通过各种形式从君主那里分享权力，限制君权，同时又是向封建君主和贵族阶级妥协的产物，因为他要求承认并服从于国王的权力。（周敏：《对分权制衡原则的简略评价》法制日报，198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