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学者、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学理论的著名奠基人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继承并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卷，相当于60万汉字，系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运动的政治、法律和哲学百科全书，是一部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奠基性作品，被誉为“理性的法典”。孟德斯鸠认为，“不强迫任何人去作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可以说是他的分权制衡学说的两块基石。孟德斯鸠认为，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经验。他把国家权力分成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权力不能合二为一，不能集于一手，这是洛克分权学说的进一步阐述。不过，与洛克相比，孟德斯鸠在分权史上的特色，主要不在于他的分权思想，而在于他所提出的制衡理论，即关于国家三种权力“彼此牵掣”和“协调前进”的学说。他认为，即便权力分而立之，也不是万事大吉的事，还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据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理论是从洛克的带有阶级意识的等级分权，发展到比较明显的阶级分权，因为这一分权与制衡学说是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要求。他认为只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当然，资产阶级的自由并非真正来源于分权，但是，正是这一分权与制衡理论的提出与阐述，使这一理论终于成为法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之一，并引起了美国的独立和西方立宪运动的兴起。孟德斯鸠提出的这一理论原则，最终成为西方普遍遵循的一个宪法原则。

法国18世纪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卢梭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完整地抛出了他的人民主权学说。他认为，“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国王和政府只是人民的代理机构；政府是根据与人民签订的契约创立的，政府的权力源于国民；虽然人民在签订国家契约时，为了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将自己的平等和自由交由国家和国家首领去行使，但是，人民的意志不曾交出；在人民签订的契约遭到破坏时，人民有权反抗，有权收回交给国家和首脑的权力。日文版《政治の世界》御茶の水书房田中浩安世舟译1987年第88页）这些理论被法国的革命战士用来打倒露易十六而得到广泛传播。事实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旗手和号角的作用，并成为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蓝本。

在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民主思想的宣召下，一批又一批的资产阶级战士浴血奋战，同封建专制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7、18世纪，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先进国家相继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建立了按三权分立的原则确立起来的君主立宪政体。1792年，法国资产阶级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并颁布了根据人民主权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定的新宪法。

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不仅从理论到实践把三权分立原则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使三权分立由过去的“等级分权”、“阶级分权”进入到资产阶级统治权力之下的内部分权，从而使分权说有了实质上的差异。美国的独立及其宪法的制定，意味着向世界公告，彻底摒弃人类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以“分权学说”与“制衡原则”组成了国家权力机构。此时的国家权力之“分”已不是君主与贵族或平民的分权，而是一切统一于宪法之下的分权。

汉密尔顿认为，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且“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甚至还是必要的”。他将孟德斯鸠的“以权制权”理论完全融于宪法之中了。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美国的中央政权是联邦政府，包括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三部分。三权之间相互制约，任何一方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从而对可能产生的新的腐败、专制和独裁在法律上予以了限制，从而对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下，“人民主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主权。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议会、政府之类的国家机构，虽然不象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掌握在君主一人之手，但它从来就不是由人民组成和建立的，而是由资产阶级组成和建立的。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只是用来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