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目光敏锐地看到，专业人才严重匮乏以及对现代审计知识、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差距，是中国财会现代化遇到的最大困难。于是，尽快打造一批国际化人才成了杨老的另一梦想。1979年，杨老担任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导师，所招学生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从事过会计工作的和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此，杨老有自己的打算：突击学习一年的会计知识，再出国学习国外相关的审计等知识，可以缩短很多时间。

此外，杨老在推动股份制会计制度的发展、促进中国会计学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会计理论的不懈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杨老从经济的发展需要看到今后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学术诸多方面，从而不断提出新的思想。

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

在我国会计工作面临重大改革，注册会计师事业亟待发展的时期，杨老要求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理念，及时跟上发展的步伐。杨老在这一点上非常强调学习，他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着。

一次，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澳大利亚高级合伙人汤普森来访，作为中国会计界权威人士的杨老，没有打官腔，没有过多的客套话，而是开门见山地向外国友人请教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制度等相关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杨老一直在提问题，汤普森回答。会见结束后，汤普森开玩笑似的对担任翻译的汪建熙说：我今天回答了一百多个问题。

作为会计大家，杨老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放弃学习，而是孜孜以求地不断丰富自己。这也是杨老追求真理，在学习态度上朴素率真的一个侧影吧。

对国外专家如此，对自己的学生杨老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曾有一位同学把写好的毕业论文交给杨老审阅，杨老认为文章论点站不住脚，予以否定，但他觉得“杨老没有完全看懂我的论文”，在同学的鼓励下，这位同学向杨老做了细致、全面的说明和阐述，仔细听完后，杨老接受了他的观点。当时，一个是年近七旬享誉中外的大家，一个是初涉会计殿堂的年轻学子。尽管如此，杨老仍然秉着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精神对待一切。这件小事，让很多同学都大为感动，也让学生们学习到了这种高尚的品质。

不遗余力地提携后人

1985年，汪建熙在财政部财科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由硕士研究生提前转入攻读博士学位，主修西方会计专业。“来读我的博士吧！”杨老的一句话让他成为杨老的博士开门弟子，成为财政系统的第一位会计学博士。他说，“中国第一批会计学博士，是厦门大学的林志军和上海财大汤云为。国务院确定第一批会计学博士导师资格时，有娄尔行、葛家澍、杨纪琬等三位教授。杨老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他认为‘要团结会计界，一起把会计事业发展好，很多事不能抢，我是行政领导，就让那两位先带’。”

杨老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职不抢人先、事不落人后”的风格也影响了汪建熙的处事原则。

杨老不仅培养了大批会计专业人才，还常常提供创造锻炼他们的机会。“有机会就要让年轻人担重担”，杨老常常这样说。

汪建熙曾在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制订中担任专家组成员。“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财政部开始制订与国际会计准则较接近的会计准则，在组成的会计准则咨询专家组中，中西方代表各有十人，中方十个代表中有九人都是老一辈的会计专家，只有我是年轻人。”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不止一人发出类似的感慨也就不足为奇：“没有杨老的提携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成就。”

关爱学生的长辈风范

谈及与杨老相处过的时光，汪建熙在记忆长河中细细筛选，剪辑珍贵的片段，与人分享，与杨老一起住过的一晚让他难忘。

1986年，广州。内地香港大规模引进外资研讨会，由香港会计师协会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办。那时候，香港回归的政策已经被提出，这场大会对与团结企业界和会计界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三四百人的盛会，房间不够用了，于是，大会的前一晚，我有机会和杨老共同使用一个房间，也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杨老工作作风的严谨细致。

因为怕杨老休息不好，等杨老睡后再睡，早晨要比杨老早起。我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但是，由于会务由杨老主持，不断有人来向杨老汇报工作，繁忙的事务直到近凌晨才处理完。上床后，杨老又把第二天的英文文稿拿出来查看。早晨六点多，杨老就起来了，看大会的流程表，听取工作汇报。不浪费时间，把工作做到最好，杨老言传身教的给我上了一课。

“于我，杨老更像一个慈爱的长辈。”汪建熙动情的表示。

其实，伟大的人格更会有大量平凡的生活小事映衬，而这，势必更让人温暖，让人无法忘怀。

“说来有些无法令人相信，一代会计大家会和我母亲有共同语言”，汪建熙笑着说，“杨老打电话，如果碰巧我不在，他会和我母亲聊聊家常。”

生活上，杨老对学生的体贴入微，精心照顾也是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