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生流行语之三：无账会计。在1958年“彻底放权，大力简化”的会计制度改革中，只是一味要求简化会计制度乃至废弃会计制度，而不是通过简化来提高会计监督的效率。“大跃进”、“浮夸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等狂热思潮的泛滥，无法依靠残缺的会计报表和高度简化的会计指标对企业财务进行控制，使我国当时的会计秩序空前混乱、监督职能极大削弱、企业资金大量损失，有的企业甚至出现“以单代账”、“以表代账”，“无人出纳”、“无人发工资”，“旬报不出旬、月报不出月”等“无账会计”现象，围绕“早出报表、快出报表”的竞赛日趋白热化，会计制度基本被废止。这一结果说明，在“大跃进”的特殊经济背景下提出的以盲目简化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为基点的第一次会计制度改革，是明显违背会计发展基本规律的，对企业会计制度建设工作带来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派生流行语之四：整顿会计制度。针对因“大跃进”和“冒进”而给国家经济建设健康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效应，1958年秋，党中央开始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尤其是进入1959年第二季度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逐渐显现，因此，在盲目冒进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大跃进”指标和生产安排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调整。1959年，财政部按照国务院的指示。针对当时因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受到冲击后所出现的企业随意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乱挤乱摊生产成本、随意低估生产成本等问题，开始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整顿。8月财政部在所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固定资产、各种物资、现金、存款、支票、往来款项、财产清查、会计报表、会计交接和财务会计监督等10多个方面的内容做了重新规定，为会计整顿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财政部又开始颁发示范性的企业会计制度。11月以发布《国营工业企业、供销企业、建筑安装企业和建设单位示范会计报表和会计科目(草案)的通知》为标志，拉开了企业会计制度整顿工作的序幕。起于1959年初的会计工作整顿，对改变当时十分混乱的会计工作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泛滥的所谓“无账会计”思潮。但企业示范会计制度只是供下级参考的范例和依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放权”以后形成的格局，再加上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并未根本纠正，这次整顿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派生流行语之五：恢复会计制度。1961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标志着“大跃进”的终止。随着党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收回了“大跃进”中下放的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并进一步强化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等经济运行基本法规，在此基础之上，财政部开始着手企业会计制度的重新规范工作。1961年，财政部与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国营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接着发布了由6章40条内容所构成的《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随后又陆续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格式和编制说明》、《国营企业建设单位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营企业会计凭证、账簿的格式和使用方法》等四个核心会计制度，1963年，国务院还发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会计人员职责和权限的会计行政法规——《会计人员职责条例》。至此，因“大跃进”而受到冲击的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得到部分恢复和重新规范并逐渐复杂与完备。

 

派生流行语之六：重建会计制度。1965年，针对当时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出台了《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针对许多会计制度繁琐复杂、不切实际，核算方法上形式主义，只讲会计手续、不问经济效果等缺点，提出了12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在这个改革纲要中，对于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要分行业、分企业大小规模来设计会计制度，不能干篇一律；第二，所设计的企业会计制度要简繁得当，应当设计适用于小企业的简易会计制度；第三，要对成本核算方法进行改革。根据这一要求，1965年11月，财政部印发了《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基本建设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随即又发布了《工业企业简易会计制度(草案)》、《基本建设简易会计制度(草案)》，规定从1966年1月起试行，将1962年的58个会计科目合并为26个，15种会计报表减为6种。从而，再次形成了分行业、分经营规模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基本框架。

 

派生流行语之七：增减记账法。1964年，在改革借贷记账法的呼声中，商业部门于1964年提出了一种新的记账方法——增减记账法，于是会计记账方法的争论便由“收付与借贷”转向“增减与借贷”。由于当时的学术非自由环境，导致争论的结果是批判并否定了“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借贷记账法，从而推出“增减记账法”并不断丰富其实践，最终在商业、工业和其他部门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借贷记账法则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会计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