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我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官场的游戏规则始终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形式上再严谨。但结果对我并不重要，我也不想离开目前的公司。非常感谢李处长对我的忠告。

虽然知道结果和我并没有关系，但还始终想了解一下最终的结果，因为自己毕竟经历过。按最初的招聘公告，也就是二周后就应该公布，但最终到年底也没有结果。看来并不是按成绩排列那么简单。高层之间的偏好以及国资委与被监管单位（省管企业）之间的关系很难快速地作出决定。直到今年六月份，才聘任了四位作为试点，而不是招聘公告所说的首批聘任10名，第二年再聘10名。

记得春节回家，家里人及亲戚对我充满了期望。我告诉他们肯定没有结果，但自己还是忍不住看了一些有关政治的电视剧，诸如《至高利益》、《国家干部》、《谁主沉浮》等等，以增加认识与了解。

（六）风云突变

12月14日上午，正在北京准备考试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开一看，是老太太ANNIE打来的。这时候找我能有什么事呢？临走请假时向她发了邮件的。

“Hello, Annie?”我只得头痛地接起电话。

“你的保险是怎么回事？向刘先生解释一下吧”

奥，是为了保险这事呀。说到这，得重新提一下保险。

保险在船厂这种大型的机械制造行业是极为重要的，每年仅保险费一项，就要付出近千万元。在老汤掌管财务时代，对保险商的选择权与另外的资金分配权、采购审批权被老汤视为三大特权。至于什么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他才不在乎呢，对保险商的选择也只是他一人说了算，其实老板与ANNIE也深知这里面的学问，但只是没办法罢了。当我们整体接管财务后，老汤还是死咬着保险不放。David和老板经过商量，决定成立保险委员会。对保险商实行公开招标，集体当场决定，这也是目前大公司的普遍作法。很快我就把保险委员会的整体框架及运作模式制定出来，委员会具体由老太太ANNIE、O、CFO、项目经理及融资经理组成。对保险商的评价由多个考核指标组成，最后由委员会当场进行投票表决选出合适的保险商。我作为委员会秘书，负责委员会的召开与材料的准备。 记得用保险委员会的形式对第一个船舶建造保险进行招标时，可把众保险商给紧张坏了。因我们的委员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外国人，要求保险商作陈述时必须用中英文，他们都把最得力的干将派来。经过半年的运作，这种形式已非常成熟，不但节约了大量的保险成本，争取到了最优惠的保险条款，还使我们与大的保险公司建立了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运作的初期，也碰到了一个较大的问题，那就是项目融资。一般向银行融资时，银行的某些领导为了获取个人的私利，经常给我们指定某家保险公司。否则就会以不予贷款作威胁。为了确保这项制度能有效地实施下去，我们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向老板说明委员会的好处，坚决顶住。银行不可能真的因为保险事项把已批下来的贷款给停下，因为贷款的同时本身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额外利润。第二个就是向保险商和银行作说明解释，说服他们要在委员会上通过正当竞争的方式。如果保险商一意想通过银行把单拿下来的话，我们就取消他下次的评选资格。一段时间下来，各保险商与银行都也认可了我们的制度。

在我来北京之前，刚进行完一个保险项目的招标，当地的一家小银行又想给我们指定。我们请银行派了两个代表来参加保险委员会的招标，让他们见证一下整个过程。结果在会上，他们指定的那家没有被选上。但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进行，再加上与会的都是公司的高层，他们也无话可说，承认了这个结果。现在又出现什么问题了，还至于打电话追到北京来。